之说”(《答袁枢》)，而韩氏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韩氏曰：“七占之法不传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于前，然犹有可疑者。”于是便把朱熹所定“七占之法”更定了四条。其所更定之法，似有见于《彖传》。其四，韩氏谓《易学启蒙》说三爻变时所引“沙随程氏曰，晋公自重耳筮得国，遇贞屯悔豫皆八”之例，是“此史氏之失职也，而援以为证，过矣”。其五，韩氏曰：“即其图观之，冲漠无朕之际，五十有五之数已具于十五之中矣，是所谓太极也。及其五十有五之数形布互错于十五之外，一三其七为阳，二四六八为阴，所谓两仪也。”此以五十五数为太极全体之数说，与朱熹“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之说不同。以上数例可证，韩氏虽自谓“理则吾莫如之何也”，但在“一为太极”、“理一分殊”在个理上，却与朱熹有所不同。
易图书学发展至明代中期而有《易学启蒙意见》一书，此书虽是通释之作，然而的确参有作者个人“意见”。这些“意见”内容有着时代特点，反映出当时学者对朱熹《易学启蒙》的理解水平。其中涉及八卦来源这一根本问题，《系辞》本言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以作八卦，而以“河出图、洛出书”为“天生神物”，所谓“圣人则之”者，并无明言所则为何事，以《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语分析，所谓“天生神物”即天之神道，盖圣人本“河出图，洛出书”之神话传说，只不过是以“神道设教”而已。可是《易学启蒙》却专以“河图”、“洛书”为圣人画卦之本，实在是不能脱自谓“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之巢臼，而《易学启蒙意见》又津津乐道于此，从中衍出五十多幅黑白点数图，则见当时儒生囿于封建思想禁锢，易图学研究之固陋。
韩邦奇之《易学启蒙意见》一书，其中所录《易学启蒙》文字有与今见本不同之内容，而今见本《易学启蒙》内容又与清康熙年间成书之《御纂周易折中》中《易学启蒙》完全相同，则知后人对朱熹原本《易学启蒙》有所更动。考朱熹《易学启蒙》之原貌，韩邦奇此书可引为参考。
韩邦奇所作中空如“黑白两条蚯蚓”环绕之图，对后来人有一定的影响，来知德之《梁山来知德圆图》即是此图的翻版。以此图可知，所谓“古太极图”之黑白鱼形图之本源与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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