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合，方合而方分，背驰焉则不可得而合矣。其为说也，抑有渐生而无变化。夫人事之渐而后成，势也，非理也。天理之足，无其渐也。理盛而势亦莫之御也。易参天人而尽其理，变化不测，而固有本矣。奚待于渐以为本未也？如其渐，则泽渐变为火，山渐变为水乎？其曰乾坤为大父母者，不能不然之说也。其曰复姤为小父母，则其间立说之本也。不然，则父母而二之，瞧不能解二本之邪说，而彼岂其云然？自复而左，左生乎颐，明夷左升乎贲，临左生乎损，泰左生乎大畜；自姤而右，右生乎大过，讼右生乎困，遁右生乎咸，否右生乎萃。而无妄无以生明夷，升无以生讼，则复姤又不任为小父母。乾右生夬，履右生兑，同人右生革，无妄右生随；坤左生剥，谦左生艮，师左生蒙，升左生蛊。而泰无以生履，否无以生谦，则乾坤又不任为大父母。”（《系辞上传第一章》）；“多歧既已亡羊，后来弥多标指，故且曰有文王后天之易，有庖牺先天易。天且剖先后以异道，而况于圣人？则羲、文自为门户，周、孔各为朋党，亦奚恤哉！”(《系辞下传第九章》；“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念其必然也。故以此深疑邵子之言易也。”(《说赴传》)；“惟然，故先天后天之说不可立也。以固然者为先天，则以次而有者其后矣；以所以从变化者为先天，则己成者为矣。两者皆不可据也，以实言之，彻乎古今，通乎生死，贯乎有无，亦恶有所谓先后哉？无先后者，天也，先后者，人之识力所据也。……‘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为一章，‘数往者顺’三句为一章。〈《本义》拘邵子之说，合为一章。其说牵强支离，出于陈抟仙家者流，本不足道，而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伏羲至陈抟，时将近万年，中间并无授受，其诞可见。”(《说卦传》)。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并不全盘否定宋代易图。对于“河图”，有“若易之本于河图也”、“五十有五，河图之画也”、“此圣人所以因河图而画八卦，八卦既成又从而两之，以极其所合之变化”、“易因数以得象”、“有数而后有象”、“故言易者，先数而后象，先下而逆上，万世不易之道也”之说。对于“太极”，亦屡谓“无极而太极”，宗周敦颐《太极图易说》而曰：“无极而必太极矣。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各有其时，一动一静各有其纪，如是者乃谓之道”、“夫太极○之生元气”、“阴阳之生，一太极之动静也”、“动因道以动，静因道以静”、“太极之在两间，无初无终而不可间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细而象皆其象，自一至万而数皆其数，故空不流而实不窒，灵不私而顽不遗，亦静不先而动不后矣。夫惟从无至有者，先静后动而静非其静，从有益有，则无有先后，动要以先”、“太极一○也，所以冒天下之数也”、“从太极测之而固有之也，太极○之实有也”、“易有太极，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极之于河图，未有象也，于易未有数也，于筮未有策也，于卦未有占也”、“是太极有于易以有易，易一太极也’’。王夫之亦不排斥“象学”、并且谓王弼为“老庄之间支子，而假易以文之者也’’。曰‘‘天学无象外之道”、“道逝而象留，然则象外无道，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象不胜多，而一之于易’’、“舍签蹄而别有得鱼得兔之理，舍象而别有得易之途邪”、“因像求象，因象成易”、“若夫言以明象，相得以彰，以拟签蹄，有相似者。而象所由得，言固未可忘也。鱼自游于水，兔自窟于山，签不设而鱼非其鱼，蹄不设而兔非其兔，非其鱼兔，则道在天下而不即人心，于己为长物，而何以云得象得意哉？故言未可忘，而奚于象”。
总之，王夫之主要是反对邵雍的“先后天图”，其谓不可有先天、后天之分，自有道理。然而，其中不免有朱冠邵戴之误。对邵雍易学的理解(譬如以《乾》、《坤》生卦等说)，亦有未到处。其将邵雍易学之本源归入“纬家”、“黄冠”、“日者”，未兔有些武断。其仍然以黑白点“图书”为圣人作《易》之本，则亦有误。
邵雍易学得朱熹之发扬而多为后人所知，然而朱熹并没得其其易学真谛。《先天图》实为卦变所得，并非“半顺半逆”，邵雍的“加一倍法”是六十四卦数之加一倍，并非是自太极到六十四卦的爻画加一倍。邵雍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视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并且本《说卦》而主“八卦相错”说。至朱熹则以二爻画之组合为“四象”，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先天图”，因而就成“半顺半逆”之图。后人批评邵雍易学，多以朱熹之说误作邵雍之说，王夫之亦不例外。
王夫之信河洛图书，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又误批邵雍“先天图”，则其对宋代易图之批评，只是一般水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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