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逆，一是就六十四卦方图云“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良七、坤八”；一是就六十四卦圆图云“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正因为邵雍有“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之说，所以其说象天之六十四卦圆图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此--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此则本以圆图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为“逆知四时”。又《先天图》本由《乾》、《坤》逆爻序卦变而成，《乾》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所以，逆行起《复》至《乾》，皆子先而父后，起《姤》至《坤》，皆子先而母后，故有“皆未生之卦”说。顺行起《乾》至《复》，皆父先而子后，起《坤》至《姤》，皆母先而子后，固有“皆巳生之卦”说。(邵雍谓“图从中起”，其左行、右行，则以《乾》、《姤》与《坤》、《复》之中线为分界，以顺时针方向为“逆”，逆时针方向为“顺”，是朱熹曲解邵雍之说，将大横图中分拗转而作成圆图，将邵雍说说六十四卦方图之八数配之于圆图，因而圆图为半顺半逆，因而就有悖于邵雍“逆知四时”之说。
所以，谓黄氏此论为辨朱熹之误尚可，谓辨邵雍之误则不可。又黄氏所谓刘牧之图已有“天地定位，山泽泽通，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配数，从而谓刘牧已得“先天图”之传。此沦亦不确，刘牧是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列图，并无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方位之图。邵雍谓“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并不以此《说卦》方位图为“易之本”图，且其《先天图》初称《伏羲八卦图》，其移居洛阳发明“先天之学”而后方易名为“先天图”。
黄氏辨“八卦方位”，可谓有见。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以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等云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又曰：“离南坎北之位本无可疑，子康节以为从先天改出，牵前曳后，始不胜其支离，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诚然，“先天”不先，“后天”不后，《说卦》所言八卦方位要早于所谓之“伏羲八卦方位”，并非从“先天方位”中改出。邵雍为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以“乾坤纵而六子横”方位为“易之本”，“震兑横而六卦纵”方位为“易之用”，又谓“起震终良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此则是本《说卦》而说“文王”与“伏羲”八卦。，实则皆为朱熹所谓“后天周易”之内容。并无以“伏羲八卦”为“先天”、“文王八卦”为“后天”之说。(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的范畴，《先天图》本身亦是“后天之学”图，因是图能反映先天地生之“道”，故有“先天图”之命名。是朱熹分别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划定为先后天之学。邵雍谓“易之用”图是从“易之体”图中改出，是其体用一源说之表现，亦是其创为新易学体系的思想内容。认以乾坤为父母的逻辑卦变角度看，八卦方位之由来，的确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方位具有逻辑性，而“震兑横而六卦纵”方位却不具有有逻辑性。
黄氏“卦变”之辨，主“从反对中明此往来倚仗之理”说，而谓“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换彼爻也”。讥朱熹《周易本义》说卦变者凡十九例“此是朱子自言其卦变也”。认为卦变之说虽由《彖传》“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之辞而见之，然诸儒所言卦变，皆纷然杂出而不能归一。曰：“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后人不过踵事增华耳。”其辨“朱子卦变图”可谓得当。曰：“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卦，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不应同一卦变，在一卦中，其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取之，其不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置之……是朱子之卦变，两者俱为无当，宜乎其说之不能归一也。”
黄氏论“皇极”，并本张行成《易通变》之“卦一图”与“既济图”而衍出新图（后被黄百家收入《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中）。黄氏谓“康节本无蓍法，张文饶立之以配易”，则为至论。
总之，黄宗羲对易象数学的确颇有研究。其论‘‘河洛图书”之舛亦的确有见。足资今人参考。其论“伏羲先天四图”，虽多是“朱冠邵戴”，然仍可以之度朱熹之误。其推明《皇极经世》之象数，亦意在辨其非《易》之本义，但不当以牛无邪、张行成所推衍之图而立论。其谓朱熹“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此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易学启蒙》“略论象数梗概”之意，亦说得是。
相比之下，黄宗羲立论多有根据，不似其弟黄宗炎之过激。为明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对待象数学的态度，则《易学象数论》当为必读之书。值得特别指出的有两点：一是黄宗羲辨宋代易图并不牵扯黄老日者之说；二是黄宗羲并不批评周子《太极图》“来自道家”。由此可知，黄氏深知其本源不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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