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通书》有《志学》一章，提出志与学两字，实为中西文化基本相异点所在。兹试先言志。西方古希腊，乃一商业社会，货品销售固须投人喜爱，然营商谋利，志为己不为人。即如文学，沿途讲述，兼以歌唱。或舞台演剧，皆求广集群众，多获欢迎。其意图亦多为己，不为人。纵说其不为名不为利，但亦是表现在己之才华智慧，获得一种自我满足，而感愉快。故惟求打动人心，对我有赞叹崇敬之意。最多亦以供人娱乐为手段。其潜在目标，仍为己不为人。
又如哲学，或出在街上，或居家，聚徒讲论，虽说是为探讨一种真理，但务玄远，少涉真实日常人生，似乎亦仍以表达其一己之才华与智慧为主。
故古希腊之文学哲学，实亦如一种商品，求新奇，求销售，求我之所销售能胜过他人。求人喜爱，却不求人真实享用。故其为一文学家或哲学家，乃亦等于一种职业，纵不说其如经商牟利般的仅在物质人生上一职业，但亦可说是一种精神职业，表现了一己之才华智慧，而物质人生亦同告解决，如此则已。要之，其不为大群人生作恳切之打算，则并不与其群所经营之商业有实质之相异。
如论科学，则与工商业更有紧密相关。否则在外面物质上求真理，终与从实际人生上求真理，隔了一层。自另一端言之，同样是为一己才华智慧之表现，与哲学家无异。西方人此一种一己之表现感，直到现代有增无减，为其文化传统一特色。
中国自古为一农业社会，专赖自己勤劳耕耘，即可解决自己的生活。不如商人，出售商品仅乃谋生一手段，因此中国古代人之心理习惯，必看重己力，不看重外力。己力有余，转为他人打算。这就自有一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农民，但自己生事解决了，却来打算到别人。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之于市。故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实负有一番责任感。政治本与他无干，他却五就桀五就汤，要使他同时的政治领袖亦能为尧舜，使同时人亦受尧舜之泽，此即伊尹之所志。
责任与职业不同，与自我表现亦相异。乃是为人谋，却非为己谋。此种心理，求一解说，却说是天要我如此，此即所谓天命。人的责任乃是由天所命，只是别人不知，我心自知。别人不觉，我心自觉。故我将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此是中国人一种人生责任感，在西方商业社会中却不易找。
于是中国人遂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观念，皆属其一己之责任。责任所在，理当如此，道当如此。做一孝子，非为求一孝子之名。做一忠臣，非为求一忠臣之名。我之一切，为父为君，此乃我之责任。而此一责任，则由天派定。惟我心先知之，先觉之而已。又哪里是一种功利观，名誉观，或是职业观，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国社会亦有工商各职业，又有士，则非职业。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其实是此人内心自觉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来求尽此大任。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说当时中国已有士。伊尹以前，传说在夏代，兴于版筑之间，亦一士。孔子前百年有管仲，亦一士。孔子即承此文化大传统而来。孔子以下，中国社会始正式有士。孔子曰：“士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既为士，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则不能再顾一己之衣食职业，故士必待人养。不出身而仕，则在野为人师。中国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师。”人群中必当有君与师，此亦天所命。而士则不仅在野为师，又在朝为天子师，为国君师。孔子在后世尊为至圣先师。濂溪曰：“天下善曰师”，盖教人善，又善尽一己之任者，皆为师之责，此师之所以为天下善也。此即谓以斯道觉斯民也。
或谓中国有孔子，有士，有儒家之教，岂不亦如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耶稣言，上帝事他管，恺撒事恺撤管。他明把世间事分出不管。而中国儒家，则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世间事，一切责任，立志负起，此已大不同。抑且死后灵魂上天堂，不啻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报酬。而中国之士，志于道，则绝不计较私人报酬。佛教来中国，虽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一为僧侣，死后成佛，终亦是一种私人计较。故终为中国士人所看不起。则儒家教义虽亦崇天命，亦究与宗教有别。
既有此一番志，则自需有一番学，以自赴其志。自汉代起，儒学定于一尊，其时则称通经致用。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宋代胡瑗创立书院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亦即通经致用也。同时如范仲淹，稍后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诸儒继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旧党争。司马光旧党得势，又分洛蜀朔三派。洛派二程与王安石同当属经学派，故先亦随新党出仕，继而退出。司马光属史学派。苏轼可谓杂学派。同时有周濂溪，认为出仕之前应先有一套修身做人之学，乃可无弊。二程亦受其影响，于是乃于两汉儒林之外，别起宋代之道学。而濂溪则特称学颜渊之所学。
颜渊所学，即学孔子。濂溪《志学》章又曰：“颜渊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则濂溪所举颜子之学，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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