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好作新旧之争，又莫不喜新而厌旧。实则新旧只是一名词分别。就时间言，今日之新明日已成旧。就空间言，彼此两地亦必互见，为新。新与旧只是各人心理上一感觉，并无绝对客观之存在。安于旧，乐于旧，则觉新亦可喜。喜新厌旧，则会感到一切尽可厌无可喜。
婴孩初生，只觉其眼前有新无旧，欢乐无上。及中年，则觉生命中新旧参半，而新的受旧的限制，不能如婴孩乃至未成年前之快乐。待其老，旧日增，新日减，此下更少有新可得，将觉人生可悲可厌。实则不然。旧本都是新，老年人经历愈积愈多，愈感充实，凡所回忆，全是往日之旧，但亦甚感快乐。
人当幼年时，倘一心向前，认为人生可乐尽在前，忽略其眼前之实际，白白空空过了，则将造成其悲苦之一生。如知得眼前即是一新，可喜可乐，待到晚年，回顾以前，亦可感到同样喜乐。故凡属人生，在其当前莫不是新，同时亦莫不是旧。无分老幼，尽若可喜可乐。主要则在己之一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谓赤子心中无分新旧，只觉前面一片快乐而已。
今日则竞务趋新，同鄙守旧。然人生至十八二十岁，始为成人，而已积有十八至二十年之旧，又何可舍，又何能全不记忆起。方其趋新，又转瞬即旧，人生乃尽属可鄙可厌，惟有远去国外，庶若获一新生。故近代知识青年，首以出国留学为期望。中年人事业稍稳，财富稍盈，亦惟求其子女先能出国。待其老年，出国定居，亦庶终获一新生。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今日国人生活已有此一景象。举国尽厌其旧，只言兴国与建国，则又从何处兴起建起。
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生可厌，即死无可畏。一般人既无出国之望，亦无日新月新之业，厌生之情不可制，则惟求一时之快。如交通事故之屡丧其生，而终难诫止，亦即其一端矣。喜新厌旧之风，今已举世皆然，惟中国为尤甚耳。
今由新旧转言动静，人能安其心，静其心，当前自足，则毕生可乐，而日新月新之境亦不期而自至，不召而自来。此之谓静有动，动有静，即是一神妙。果以己心验之，则实况亦易知，非所难解。
濂溪《太极图说》言：“主静立人极。”又曰：“无欲故静。”心有欲则动而不静，心无欲则心虚自能静，而又静中能有动。如婴孩饥自会啼，寒亦啼，倦亦啼，与之食，与之衣，使之睡，则安矣。然婴孩非知有求食求衣求睡之欲，虽有啼有笑有恬有安，亦一片天真，事过则忘，其心则虚，所谓静无而动有者是矣。及渐长，始知有欲有求，又能有记忆，实则在其生命过程中，其心仍是虚仍是静，乃能日新月新而然，非先有一欲求以达此也，逮其长大成人，当仍该如此。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则可谓其不失赤子之心而然矣。虽曰有欲，实非欲，《中庸》则谓之率性，此为中国理想人生之最高境界，乃为人生之至乐。今人之厌其生而惟感不足者，则亦喜新厌旧之欲为之崇耳。
依世界人类宗教言，印度婆罗门教定人为四等，首为婆罗门，最贵，惟掌教。次刹帝利，主政，然隶于教。最末则为贱民。历久不易。故印度不能成一国。而衣食粗足，亦以其心少欲，则亦终能相安而不乱。耶教则生前所欲，恺撒主之。死后所欲，耶稣主之。政教分，而终不治。伊斯兰教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执刀，以教主政，以死后统生前，而终亦不治。中国亦分人有等，曰圣曰贤，曰士曰庶，人生当自求历级而上，而曰圣希天，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而止。天乃一大自然，无新旧，无动静，亦新亦旧，亦静亦动，而无欲。此非深透体会于大自然生化之妙者不与知。濂溪之辨物与神亦正此意。实则物可通于神，神亦本于物，无大异也。神物如此，新旧亦可推知。故中国自古亦甚少新旧之辨。
《通书》又有《理性命》章，谓：“万为一，一实万分”,此七字涵有甚深妙义。如性命与理，无不随人随物随时随地随事而异，而实出于一。通常多认为一积为万，而不知乃由万生一。中国人言天地，言宇宙，言世界，莫非言万之为一。有万代，乃始有一代。有万方，乃始有一方。先有万人之大生命，乃始有一人之小生命。西方人好言个人主义，而不知个人实由大群生。激而为社会主义，实则仅知有当前之多数，而不知无穷代之大多数。与中国人之言天地宇宙世界者仍大不同。
今试问，先个人乃有社会，抑先社会始有个人。亦如人分男女，禽兽亦有牝牡雌雄，植物亦有阴阳配合，乃始有生育。但最先微生物则可谓无阴阳之别，可见生物进化亦由合而分，非由分而合。此乃天命之一例。故《通书》本章言：“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也。朱子论理气，亦谓二者无先后。若必追问，则理当先。故中国人所认识之真本源，所理想之大归宿，必本于万象之大同处，即朱子所谓之理气是也。而西方则转本之于各自之小别处。即如宗教，亦言有上帝，有灵魂，却不问上帝与灵魂更由何来。则纵在天堂，亦仍见有分，不见有合。上帝可以支配灵魂，则灵魂复何有自由平等独立可言。朱子言理气，又必申明能在气，不在理。理既无能，又何得生气，则此气乃自然生。然自然仍是一理，则岂不万种自由，莫非平等，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