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学，主张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志在天下。颜子之学，用则行，舍则藏。主要尤在藏之一面。明道伊川二程兄弟，少闻其教，虽亦出入于新旧两党间，终以退隐讲学为务。横渠张载，亦与二程为学侣。于是乃有理学之兴起。理学家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新士，大体退在野，不竞在朝。尊道统，以做政统之领导。政事败于上，而士风则正于下。北宋覆没，南宋偏安，而理学之风则大盛。有朱熹出而集其成。朱子在当时政治上亦未见大用，然而着为《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定为四书。下及元代，乃奉为政府科举取士之标准。其功用实代两汉之五经，而更驾其上。直迄清代之末，此一取士制度历七百年而不变。
元代以蒙古异族入主，政统易于上，而道统则仍存于下。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中国社会，得以无大变。社会多士，相率以不出仕在野讲学为务。亦有出仕者，终视为士之第二流，不能与在野之士同受社会之尊崇。元代不仅以四书义取士，并令全国各县同设书院，县令初到职，必出席书院听讲，为其上任之最先第一事。然元政亦终八十年而亡。明代继起，中国光复。然元代遗风则仍在，为士者相率以不出仕为高。先有方孝孺受十族之诛。则以士承道统，其名望每高出于帝王卿相之上，易受忌惮。如王守仁遭龙场驿之贬，九死一生。终以其为士讲学之身份，仍获起用，得为江西巡抚，平宸濠之变，卓然建大功。然亦终不得重用。其及门弟子，相率不出仕，而以讲学名震朝野。卒有无锡顾宪成高攀龙，东林讲学，力反其风。谓在野讲学，不应忘廊庙之政事。但高攀龙亦卒以东林党名膺重祸，投池自尽，而明祚亦终不救。
清代亦以满洲异族入主，而其时士风益盛，如李塨，如顾炎武，如黄宗羲，清廷百方罗致，皆以不出仕为一代在野大宗师。又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着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今人又谈中国自秦以来乃一帝王专制政治，史籍浩繁，不遑详辩。雍正乃一异族君王，又肆志以酷虐称。专拈此例，岂不见中国传统政治，纵谓是君主专制，然其专制亦有一限度。限度何在，即在社会之有士。
又且吕留良宣扬民族大义，乃据朱子书。吕留良虽遭剐尸之戮，而朱子书则仍受朝廷崇敬。陆稼书亦以治朱子书为清代第一人奉旨获祠于孔庙之两庑，其时清廷达官贵人，以朱学名者不少。稼书以一县令之卑，又其生前获交于吕留良，而竟得首选入孔庙。此见其时帝王一番不可告人之内惭之情，乃更百十倍于唐太宗之不杀田舍翁魏征矣。中国传统，士之为用，犹见于异族专制帝王之心中有如此。
乾嘉清儒，标帜汉学，反宋学。其实非反宋学，乃反朱子。非反朱子，乃反朝廷科举之功令。诸儒皆以科举出身，即群以反科举反朱子自名其学，而清廷亦无奈之何。自道光以下，西力东渐，而中国士风乃大变。洪秀全以科举不第，起兵广西山中，奉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建国号曰太平天国。所至焚烧孔子庙。曾国藩以一湘乡在籍侍郎办团练，卒平洪杨之乱。其志不在保清，乃在保孔。国藩亦卒未获清廷之大用。其时则为咸丰皇帝，咸丰者，与民俱丰，不敢以帝皇独丰也。继之为同治皇帝，同治者与民同治，不敢以帝王专制也。可知虽异族皇帝，对中国社会，无不心有顾忌。惟其有顾忌，故士之杰出者多不获重用。而又终必与士共天下，不敢专制自肆。一部二十五史，社会在野之士，其关系影响及于朝廷上层政治者，本文上述诸例，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孔家店中之伙计，即本文所谓社会下层之士是也。自此以下，社会有民无士。上无君，下无士，此则庶及可谓之全盘西化矣。西方民主政治，亦非全国独尊一政统，尚有财统，即资本主义。西方选举，最先由财统。又有学统。学校教师，乃及报章杂志，各项刊物，言论自由，此可谓之学统。又有教统。宗教信仰，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此之谓教统。复有工统。劳工亦争自由，集团罢工，此之谓工统。此财统、学统、教统、工统之四者，集党竞选，争取多数，以成政府，亦可称之曰党统。乃独无道统，与中国之士统。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则中国士统，决不能成为一财统。西方之学，分门别类，各成专家、各有其统。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吾道一以贯之，无有为一士而不志于人群之治平大道者。故西方有各别之学统，而中国则士统即道统。但亦决非宗教组织，不成一教统。孟子曰：“士尚志。”又曰：‘劳心者食于人。”士非一职业，则又不得成为一工统。中国人又言，“君子群而不党。”“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一为士，务求谔谔出众，岂肯结党以自附于多数，故亦决不能成党统。中国之士则自有统，即所谓道统。此诚中国民族生命文化传统之独有特色，为其他民族之所无。
最近西方，又有不许诸统之分别存在，而独许有一党统之趋势。在此党统之下，财统学统教统工统均不许有其自由，而惟听此一党之独裁。此为当前之苏维埃制。中国人亦多慕向于此。民国以来先有中西文化之争，西化既得势，继之有民主与极权之争。换言之，乃美苏之争，而中国自身，则退处于无传统无地位。
今乃有复兴文化之号召，则以创建民国之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张本。首为民族主义，则应有民族传统生命与传统精神之认识。次为民权主义，中山先生言权在民，而能在政。政府有能，则不待一一听命于民众。最后为民生主义，中山先生亦曾言，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但断不能谓共产主义即民生主义。大学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则中国传统之经济理想，较近社会主义，不近资本主义。中山先生之意，不许有财统之成立，亦可知。至于党统，中山先生谓国民党乃一革命党。是谓在革命时可有党，革命成功后，是否仍须有党，则中山先生未之言。惟中山先生，既主政府有能，则更不须听命于党。中山先生所倡之五权宪法，如考试权，立法权，监察权等，皆属政统，不属党统，又可知。
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属长期之建国纲领，而非一时之施政方针，故当归道统，不属治统。此为中山先生之深体中国文化大传统而发，不得以西方人之思想言论相比附。此则阐扬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者，必当深切体会之一大前提。而中国此后是否仍须有士之存在，又如何使士统之复兴，此则我国家民族大生命之特有精神之所在，所尤当深切考虑讨论者。
中国之士统，既与其他民族有不同，而其所学所信之大纲大目所在，亦独有异。此则当在他篇详论之，此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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