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之士，有崇奉，亦有创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学人所共奉，尊之曰至圣先师。然儒学传统中，非无创新。性与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极推管仲，尝曰：“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则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养气之功，养气两字不见于《论语》。其他孟子书中持论，不见于《论语》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终无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创新。
继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恶，持议与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扬。西汉末有扬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扬。东汉晚年有郑玄，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于孟、荀、董、扬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于孟、荀、董、扬、郑诸人，亦未见推崇。
唐代有韩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小疵。”于孔门传统下，乃独推孟子。然又自言：“并世无孔子，则不当在弟子之列。”则其独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诸儒群尊孔，然欧阳修尊韩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见亦不同。周濂溪始为道学开山，《宋史》于《儒林传》外特出《道学传》，后人或非之。然道学终是一新儒学，与汉唐儒学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学家，群尊濂溪，亦立说不同。清儒又有宋学汉学之分，然虽重汉学，其为学又何尝与汉儒相同。
然则列举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儒学传统，可谓时各有变，人各相异。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创新。于各自创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为中国学术思想一特点。释迦创设佛教，然崇奉释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创新说，此为佛学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大体相同处。故佛教在印度，虽终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国。耶稣为上帝独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为上帝之独生子。而于耶稣教义亦不能多有新创立新发挥，此为耶教来中国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见文化传统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国学术思想乃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则四围向之者愈广，即孔子是也。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围之互异，而终见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学则由四围各自发展，无一共向之中心，故其为学乃日趋于异，而卒不能建一大同处。耶教虽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学术有异。西方学术则惟见其异，不见其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以致用，而用途各异。学以求真，而真理不一。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再一共尊。
学既各异，人亦各异。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现代欧洲人亦不同于希腊罗马人。抑且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美国人又不同于英国人。亦为西方人为学终不于同处求，必向异处求，一应有之趋势。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旧。宗教信仰仍多异，难得同。
耶稣言恺撒事恺撒管，耶教之所同，则只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恺撒化。伊斯兰教则更然。西方宗教趋于世俗化，乃有其同。而孔子与释迦则务以其教来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实则西方人不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学术思想亦尽求世俗化。而中国人则求世俗之学术化，此又一大不同。
今论世俗，西方则重个人自由。如喜科学，或哲学与文学，皆由个人自由。宗教信仰亦然。既重个人自由，则惟见互异，不见大同。其大同处仅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论哲学与唯物史观之出现。若其不属于物，则惟有宗教信仰灵魂天堂始见为是一种精神自由。但此二者均与中国传统有大不同。中国士传统并不成为一宗教。而其在尘世生活中，则转抱有一大同观。何以故？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故。
孔子其先乃宋国人，殷民族之后。其祖先自宋迁鲁，遂为鲁国人。然孔子一生游踪曾至齐，后又去卫，去陈，去楚，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归鲁。其弟子则多自远方来，不限为鲁国人。故孔门讲学在当时即具天下性，世界性。墨翟乃宋人，然其游踪亦遍历各国，其晚年所卒地不可考。然墨家弟子亦来自列国，具世界性，天下性。孟子乃邹人，然其晚年游踪则至梁至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荀子赵国人，游齐，为稷下祭酒。又至秦，而晚年卒于楚之兰陵。其他先秦诸子百家，大抵皆遍游列国。如庄周、老聃，道家隐沦，不事周游，最为特出。然其意向言论，亦具世界性天下性，不限于其所隐之一乡。故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则其时士之远游而无方，亦可知。乃有一乡之士，一国之士，天下之士之别。
秦汉后，中国统一，而士多辐凑京师，老而不归其故乡。前汉一代，不胜指名，东汉益盛。如郑玄，虽老死乡土，然其游学所至，亦遍中国。魏晋以下，门第已兴，然东晋南朝诸大门第，大体皆自北方南移。而北朝门第则更多迁徙，不以乡土为限。隋唐统一，进士科第，各地士人，必群赴京师应举。及其出仕，不能在本乡，多历全国，老死亦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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