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有一特征，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之特征，即贵求与人同，不贵与人异。请从孔子说起。孔子自言其为学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之为学，能于所学有信有好，称述我之所得于前人以为学，不以自我创作求异前人为学。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则孔子之学，所日夜追求梦寐以之者，为周公。孟子亦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周公孔孟一线相承，遂成中国之儒学。
孟子又言，舜“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中国人认为，能与人同即是善，大同即是至善。为学即是学为人，而为人大道则在人与人之相同处，不在人与人之相异处。
其实不仅儒家如此，即墨家亦然。墨主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称天志，尚同。又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墨子在古人中举出一禹，正如孔子在古人中举出一周公。墨子正亦如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继儒墨而起者，有道家。其持论则更求同不求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故在古人中特举一黄帝。其人愈古，则愈不见其与人之相异处。则道家亦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下儒道两家，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术思想之两大主流。所以说中国之学术特征，即其文化特征。
汉儒表彰五经，罢黜百家，独尊周孔。但到魏晋，道家复起，乃有孔子老子将毋同之说，成为一时名言。佛教东来，与儒道鼎足成三，孔子老子释迦遂同为中国人所崇奉。
宋代理学家起，辨异端，一尊儒，然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与前无异。惟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不贵自创论，自立说，而着书非所重。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部史书，则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则孔子平日之言论行事，由其门人弟子写录流行，直到其三传四传以下之后学手中，乃汇编成书。当距孔子之卒百年以上矣。墨子亦未自着书，亦由其门人后学传述其说而成书。
《孟子》七篇，固由孟子亲身与其弟子如万章、公孙丑之徒，编撰成书。其体裁亦大致与《论语》相似，亦只记孟子平日言行，与特地着书，有系统，有组织，自辟一番创论，自表一番特见者仍不同。只有庄老，因其隐退，不似儒墨广集门人弟子，相聚讲学，乃由其私人闲居自撰成书。如《庄子》之内篇七篇，《老子》上下篇，乃特创了由学者自己编撰成书之一例。惟《庄子》多寓言，避世立说。《老子》书名则托之庄周书中之老子，亦寓言，并不详着者之姓名。此下复有会通儒道，写成专篇，如《中庸》《易大传》，则更不知出于何时何人之手。又如《小戴礼记》，所收《大学》《乐记》《礼运》诸篇，作者姓名皆不详，时代亦无考。要之，皆尽在庄老成书之后。则中国学人实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无私人自创作，自表现，自成名之心理存在。即此下之道家，亦不重私人一己之着书立说，观其此下之发展而可知。
中国学人极少由其私人一己来着书立说之事。有之，则除史书外，如屈原之作《离骚》，乃为后世文学集部之祖。其他因事成篇，如西汉初年贾谊之《陈政事疏》，董仲舒之《天人对策》等，皆与私人一己着书立说有不同。惟董仲舒于实际政治上无发展，乃写有《春秋繁露》。扬子云在新莽受禅时，下帘寂寂，着有《法言》《太玄》等书。然《春秋繁露》乃阐发《春秋》义，《太玄》《法言》乃模仿《易》与《论语》，皆明表师承，与自创作自立说仍不同。下至隋代，王通写有《文中子》一书。然其书乃由后人编篆，书名亦后人所定。其书主要内容，仍在勒定一传统，依然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创作自立说，则较董扬为更显。此三人皆儒家中之杰出人，其着书立说犹如是，其他则更可类推不详论。
除史学文学外，更要者则为注释古经典，为汉儒最崇高之事业。郑玄网罗百家，括囊大典，集两汉经注之大成。此下如王弼注《周易》，注《老子》，何晏注《论语》，郭象注《庄子》，甚至如曹操一世豪雄，亦注《孙子兵法》。佛教东来，中国高僧翻译印度经典外，更重注释。唐代《五经正义》注外有疏，即承释氏来。如天台，如华严，中国人在佛教中自创宗派，亦遵守一部经发挥，不尚自着书自立说。禅宗则惟有语录。其实《论语》非即孔子之语录乎。
宋代理学家起，惟周濂溪张横渠有着书。实则濂溪《易通书》即为说《易》。横渠《正蒙》，其书名亦本于《易》，仅以正童蒙，非前无古人，自创新说也。二程则不着书，伊川毕生最大着作为《易注》，亦非自着书。朱子继周张二程，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其最大着作，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之四书。其次为《近思录》，仅分类纂集周张二程四家语。又于濂溪《太极图说》及横渠《西铭》特有注。除注《诗》注《易》外，于史学，亦只本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纲目》。于文学，则注《离骚》，又为韩文考异。甚至又注参同契。古今学人着作，论其浩富，朱子当首屈一指。但无一书自抒其创见。其门人编集语录，则有一百三十卷之多。自所为诗文集亦逾百卷，则皆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随感随应，自然流露，与精心结撰有系统有组织刻意着成一书，以表现其自我一己之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