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有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争，实则君相一体，治平大道决非寄于一人，乃当寄于多人。唐代之中书省，如今之立法院。门下省，如今之监察院。尚书省，如今之行政院。合此三院，乃成一相位，而全部政府任务实已由此而定。此最可法。唐代之所缺，则在学校。中山先生又主宪政前先行训政。学校则当为实施训政之重要场所。
由上言之，学校地位之重要可知。政府属于少数，学校则属于多数。由学校培养贤能来组成政府，而政治公论仍当寄存于学校。此非一大可向往之理想乎。
西方文化主分，学校代表智识，政府代表权力，又有教会代表信仰。既无一共同之道统观，而政府治统，亦不能干涉学校与教会。学校教会分别成立。政府民选，乃由民间纳税人开始。恺撒事恺撒管，上帝事耶稣管，政教分离，不相合一。故西方实为一无统之社会。今则或统之于资本财富，或统之于政治权力与法律制裁，如是而已。无是非标准，则尚多数。
中国则必有统，血统本之自然，政统出于人文，而道统则一天人，合内外。由多数中演出少数，又由少数中演出更少数，而其更少数，又必回归于大多数，而为之作代表。若必如西方，必以选举为政治之基本，则孔子出而竞选，未必能胜于阳货。战国诸子出而竞选，亦未必能胜于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苏秦张仪之徒。故中国人虽重少数，而少数必宗于道，而此道又必传于教以通于政。故孔子为至圣先师，乃为全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所崇仰为不可及。
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首重民族主义。依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必尊考试制度。又依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之三阶段，于全国平定后，实行训政，则应重学校。道统终在政统之上，少数必从多数中来。权力非所重，道义乃其本。庶亦合于现代民主政治之大趋势，而不失为中国文化演进之第四阶程矣。
即以中山先生之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然仍赴北平，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盖亦以政治理想非一蹴可冀，故主政则必崇道，主让不主争。中山先生之北上言和，亦如其让位于袁，言教不如身教，中山先生乃得为现代中国政治界一完人，一表帅。行道尤重于主政，即中山先生一生之表现而见矣。岂必以掌握政权乃始得为行道张本。民族文化传统固如是，中山先生之躬行实践亦如是。天生德于予，中山先生其亦无愧矣。中国此下之希望，则终在于中山先生之道，岂不昭然乎。
若必一依西方，专以多数为重，必以选举为民主政治之正规，则亦当分教会与学校于治统之外，政教分离，乃始不致有大病痛。否则政权乃为社会惟一崇奉之对象，政统超乎道统之上，恐中山先生断无此意想。而中国五千年之文化传统，亦将坠地以尽矣。求变求新，从头做起，迎头赶上，五千年文化抟成之此一民族，永将不再存在，即民族血统而失之，其他尚何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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