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生前发表的文字达四千万字。其文章之多，在现代文坛是出名的。一般多产作家，可能难免题材雷同与自我重复的毛病，但曹聚仁似乎是个例外。人们经常称赞他勤奋，这固然是其多产的原因；但我以为，曹聚仁本质上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虽然长时间从事过教育和出版工作，而且也因此称得上是学者和新闻家，但是就其本与内质而言，他首先是一个很传统的书生。
他有一本集子名为《万里行记》，那里有令人羡慕的人文山游历，足可和他的“读万卷书”相辉映。而比他的“万卷书”和“万里行”更为重要，也更多影响到他的文章生涯的，我以为乃是他的交游。从政治到学术，从文坛到新闻出版，从文人雅士到社会的三教九流，这么丰富的交游，成为他写作的资源。作为学者的曹聚仁，有《中学术思想随笔》、《故学大纲》等，但并非不可替代的；而他无意为之的随笔结集，从这些年刊行的《上海春秋》、《文坛五十年》、《听涛室人物谈》，到早些年的《我与我的世界》，以及更早在50年代的香港所出版的二十多种集子，大多是笔记的掌故、逸闻，却更受关注。事实上，现在最为读者与研究者看重的也正是这部分--换句话说，人们对他的印象与定位，主要乃是基于这些作品。
《文坛三忆》是曹聚仁这类集子中颇有代表的一本小书。1953年在马来亚周刊初次出版时，名为《火网尘痕录》；次年，香港创恳出版社重印时易名为《文坛三忆》。三联的“三联精选”即据这个版本校订重印，这也是大陆的第一个版本。如果细加比较，不难发现，20年后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修订扩展而成，不过，规模已经扩大将近三倍。
在现代文坛，郁达夫、胡适和曹聚仁都是热心提倡传记的。郁达夫主要侧重在传记“文学”，而胡适的着眼点可说在“传记”文学。这当然与他们的兴趣以至专业有关，“有历史癖”的胡适意在借传记补史之阙，“给史家做材料”，这从他早年热心鼓动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张元济等人写自传，晚年与唐德刚合作口述自传，都可以看出；而郁达夫认定“所有文学都是自叙传”，甚而提倡“日记文学”，论其源流乃是受益于卢梭及其《忏悔录》。如果借用歌德的传记《诗与真》来发挥，区别在于郁氏近“诗”，而胡氏求“真”。
曹聚仁的路子无疑近于胡适。他也曾四游说朋友写自传，但成就似乎比胡适为大。被胡适多次劝说过的林长民、梁启超，都是到死也没有留下自传。而不曾被胡适说服的陈独秀，却由于曹聚仁的劝说和提供材料，在羁系狱中时，动笔写了自传。更为有力的证据，当然还要数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初在《新晚报》上以《葯堂谈往》为题连载），如果没有曹聚仁的鼓动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世上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本周氏自传--这有周氏自己的话为证：“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
曹氏不仅鼓动朋友撰写传记，而且也像胡适一样身力行。这就是《文坛三忆》和直至逝世时也没有完成的《我与我的世界》。其实，曹氏其他不少散见于各种报刊和集子中的怀人忆事的篇什，都可以列入广义的回忆录。《文坛三忆》内分三卷：“明远楼前”记浙江一师，“莲韬馆外”叙暨南大学，“《涛声》与《芒种》的时代”写办刊时期。大致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而所涉及的人事显然不止“文坛”，新闻出版界和学林中人也不少，更准确的概括倒可以借用他的那本回忆录，曰“我与我的世界”。比如写得虎虎有生气的浙江一师的“前四金刚”--陈望道、李次九、刘大白、夏丏尊，“后四金刚”--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王祺，以及弘一法师、黎烈文、陶行知、邵力子、叶楚伧、柳亚子、吴稚晖，不难看出人物纷杂。曹聚仁曾自称为“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的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这种定位，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正是自居于“边缘人”的心态。这也使得他对待往还的亦师亦友辈圈中人，既不仰观，也不俯瞰，而能以平常心平视之，像鲁迅，他就少有神化之笔，而客观中肯，足见史家笔墨的精神。
如同《我与我的世界》一样，《文坛三忆》也是既留下了大量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又不乏盎然有韵致的笔墨情趣，读来丝毫不觉有枯窘之感。曹聚仁显然意不在修民正史中的人物列传，而兴趣更在记录交游的嘉言隽行，或者掌故逸闻，取法的是《世说新语》一路：书里有一篇“世说新语的人物--曹礼吾”，可为佐证。不过毕竟是生活动荡、思想苦闷的民时代，所以比南朝的那一部“世说”多了些烟火气。曹聚仁似乎自己也是这样有情趣、重灵的人，所以看他的文字，常能感到漫不经心的幽默天，这从他写赵景深可以约略见出，那篇文章开头即说：“胖子有三种，也可说分成三个阶段：一种是胖得可喜，其人发福了；一种是胖得可虑，越来越胖了；又一种是胖得可笑，成为电影中的笑话材料了。”
说到幽默，我们或许会想到现代作家中的林语堂和梁实秋来。林语堂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幽默，人称“幽默大师”。但那种幽默总觉得是硬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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