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忌监修时，播已在事，至是又徇敬宗意而与之同改修耳）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令狐德棻等撰），
后修实录三十卷（德棻等所撰，止干封，刘知几、吴兢续成之），
又有武后所定高宗实录一百卷（见艺文志），
韦述所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见述传），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见艺文志及元忠传。按刘子元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武三思不听，而吴兢书张易之诬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张说为证，说已许之，赖宋璟力阻，始对武后谓“元忠无此语。”后说见实录所书如此，嘱兢改之，兢曰“如此何名实录？”是刘、吴二人修实录，尚多直笔），
中宗实录二十卷（见艺文志，谓吴兢撰，而岑羲传又谓羲撰，其书节愍太子之难，谓冉祖雍诬睿宗及太平公主连谋，羲密疏保护之，是岑羲亦在修史之列），
睿宗实录五卷（亦吴兢撰，刘知几又有太上皇实录十卷，记睿宗为太上皇时事也），
玄宗实录二十卷（张说与唐颖等撰，开元初年事），
又有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见艺文志，不著撰人姓氏），
代宗时又修成一百卷（令狐峘撰，时起居注散亡，峘裒掇诏策成之，而开元天宝间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去取，不称良史。见峘传）
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修），
代宗实录四十卷（亦令狐峘撰，峘受诏纂修未成，坐事贬外，诏许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丕上之），建宗实录十卷（沈既济撰，时称其能。见济传），德宗实录五十卷（蒋乂、韦处厚、独孤郁、樊绅、林宝等撰，凡五年书成，裴监修），
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李吉甫监修。按愈传：修顺宗实录，拙于取舍，为世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改修，而愈婿李汉、蒋系皆在显位，诸公难之。又郑覃传：文宗尝谓“事不详实，史臣韩愈，岂屈人耶？”是当时论者皆多此异议。然路隋传：谓愈所书禁中事皆切直，宦官不喜，咸议其非，故文宗诏隋刊正，隋奏“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皆谓不宜改。而宰臣李宗闵、牛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臣独以为不然，愈所书，本非己出，自元和至今无异词，但请示其甚谬者，付下刊定可耳。”乃诏“摘出贞元、永贞间数事改正，余不复改。”据此，则愈所撰本非失实，特宦寺等妄论之耳），
宪宗实录四十卷（蒋系、沈传师、郑浣、陈夷行、李汉、宇文籍、苏景允撰，杜元颖、韦处厚、路隋监修。敕隋与处厚更日入直，书未成，且免常参。传师寻授湖南观察使，元颖引张说、令狐峘之例，奏令传师以史稿即官下成之。俱见各本传。按宪宗实录凡两次重修，武宗时，李德裕当国，欲掩其父吉甫不善之迹，奏请重修，诏允之，并令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时，同进史官。郑亚等希德裕意，多所删削，德裕又奏“旧本多载禁中之言，夫公卿论奏必有章疏；藩镇上表，亦有批答，若徒得自其家，未足为据。今后实录所载必须有据者，方得纪述。”从之。议者谓“德裕以此掩其改修之迹也。”又李汉传：汉修宪宗实录，书宰相李吉甫事，不相假借，德裕恶之，乃坐以李宗闵党贬逐。此会昌中重修也。及宣宗即位，又诏“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李德裕擅敢改张，夺他人之懿节，为私门之令猷。”周墀亦奏“德裕窜寄他事，以广父功。”乃诏崔龟从等刊落。此大中再定本也。俱见本纪及各本传内）
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贶、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路隋监修），敬宗实录十卷（陈商、郑亚撰，李让夷监修），
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卢告、牛丛撰，魏监修），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监修），
宣宗以后无实录（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而日历记注亡缺，史官裴廷裕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杜让能，名曰东观奏记，凡三卷，以后诸帝皆无实录）。
此诸帝实录见于各本纪、列传及艺文志者也。
其总辑各实录事迹，勒成一家言，则又别有国史。
先是吴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武三思、张易之等监修，事多不实，兢不得志，乃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后出为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会萧嵩领国史，奏遣使就兢取其书，凡六十余篇。（兢传）此第一次国史也。然尚未完备。开宝间，韦述总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述传）此第二次国史也。肃宗又命柳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述死，芳绪成之。起高祖讫乾元，凡一百三十篇。而叙天宝后事，去取不伦，史官病之。（芳传）此第三次国史也。
后芳谪巫州，会高力士亦贬在巫，因从力士质问，而国史已送官，不可改，乃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篇，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颇有异同。（亦芳传）然芳所作，止于大历，宣宗乃诏崔龟从、韦涣、李荀、张彦远及蒋偕分年撰次至元和，为续唐历三十卷（蒋偕、崔龟从等传）此第四次国史也。
是唐之实录、国史本极详备，然中叶遭安禄山之乱，末造又遭黄巢、李茂贞、王行瑜、朱温等之乱，乃尽行散失。
据于休烈传云：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兴庆宫，京城陷贼后，皆被焚。休烈奏请降敕招访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赏。数月内仅收得一两卷，惟史官韦述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是天宝后所存仅韦述之本也。
广明乱后，书籍散亡，五代修唐书时，因会昌以后事迹无存，屡诏购访。据旧唐书宣宗纪论云“宣宗贤主，虽汉文、景不过也，惜乎简籍遗落，十无二三。”又五代会要所云“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只存实录，武宗并只实录一卷。”则虽有诏购访而所得无几。此五代时修唐书之难也。
新唐书韦述等传赞云“唐三百年，业钜事丛，其间巨盗再兴，国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汨汨，有所未尽。”然则不惟旧唐书多所阙漏，即新唐书搜采极博，亦尚歉然于文献之无征也。
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
以本纪而论：
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由武后酖之也。而书：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新书书：天后杀太子弘）
章怀太子之死于巴邱，亦武后令邱神绩迫令自杀也。而书：庶人贤死于巴邱。（新书书：天后杀庶人贤）
薛怀义承辟阳之宠，至命为行军大总管，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幕僚，后以恣横杀之。而后纪绝无一字及怀义。（新书书：永昌元年，白马寺僧薛怀义为行军大总管，击突厥。证圣元年，书：杀薛怀义。）张易之兄弟被诛，本张柬之等建谋举事，而书：张易之与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羽林军桓彦范等诛之。（新书书：张柬之、崔元晖等以羽林兵讨乱，张易之等伏诛，帝复于位）其后张柬之等五王为武三思诬构至死，亦全不书。
杨贵妃本寿王瑁妃，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召入宫，此开元二十八年事也。本纪亦不书。直至天宝四载，始书：册太真杨氏为贵妃。而绝不见其来自寿邸之迹。（新书则先书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后书册太真为贵妃。）
至如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纪绝不书，凡故君纪内必先书遗诏：以某嗣位。而于新君纪内即书：某月日柩前即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弥留时所定，而宦官无与者。
此本纪之回护也。
其列传如：
皇后传内，宪宗郭后历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闱之尊，诸帝孝养备至。迨宣宗即位，其母郑本后侍儿，有宿怨，宣宗奉养遂薄。后郁郁，登楼将自殒，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其后议葬景陵外园，太常王皞请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敏中责之，皞曰“后乃宪宗元妃，事顺宗为子妇，历五朝母天下，岂容有异议！”皞遂贬。是郭后在宣宗时不得其死，自是实事。（见新书及通鉴）而旧书后本传乃云：诸帝既极孝养，宣宗继统，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于前朝。大中年，崩于兴庆宫。一似全福令终，并无嫌隙之处。
又宣宗母郑本丹阳人，有相者云“当生天子。”李锜闻之，纳为妾。后锜反，没入宫，宪宗幸之，遂生宣宗。（见新书及通鉴）是后之由李锜没入掖廷，自有原委。而旧书但云：宪宗时在内职御女之列。旧史残缺，未见族姓所出、入宫之由，亦是讳其所出也。
曹王明之母，本齐王元吉妃，太宗纳之而生明，后即以明为元吉后。（见新书曹明王传）而旧书不载。
杨弘武为吏部，高宗责其授官多非才，弘武对曰“臣妻悍，此其所嘱，故不敢违。”盖以讽帝也。（见新书弘武传）旧书弘武传不载。
苏良嗣为相，遇薛怀义于朝，颇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谓怀义曰“师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勿犯之。”（见新书良嗣传）而旧书良嗣传不载。
甚至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
李世绩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怀恩引回纥可汗兵讨贼，过太原，辛云京以可汗系其婿，恐被袭，遂闭门不出犒军。及回纥讨贼还，过城下，亦不出。于是怀恩怒，遂叛。通鉴载之甚详，亦见旧书怀恩传，而云京传不载。）
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神功先为安禄山兵马使，归朝后，守陈，与贼战不胜，又降史思明，思明令其南略江淮，遂再归顺。旧书竟不叙，但云“上元中为平卢兵马使，破贼于郑州。”似未尝失身于贼者，岂以其晚节忠朴而代为讳耶？）
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李希烈攻襄州，诏勉出兵救之，勉以贼兵攻襄，则许下必虚，攻许则襄围自解。乃遣将攻许，未至为贼兵所败，希烈自来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溃围出。旧书不载败状，但云“若与贼战，多杀无辜，遂南奔。”而传论并谓“与其坐受丧败，不如避寇全师。”是更为洗雪矣。）
郝玭传不载马璘不城临泾之事。（玭为临泾将，请于其帅马璘，城临泾以控戎骑。或谓璘曰“如此，则边塞久安，公复何足重？”乃不听。旧书但云“玭请于主帅，不听。”而不著马璘姓氏，似为璘讳者。）
李辅国传不载代宗遣人夜刺杀之事，但云“夜盗入其家，杀之。”鱼朝恩传不载帝使人擒缢之事，但云“自缢死。”盖当时朝旨本以为盗杀及自缢，故国史从而书之，此又列传之回护也。
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乃旧书书法仍复如此。如其全用旧史之文，不复刊正也。今按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仪注不合，坐斩。“今上”指玄宗也，此玄宗实录原文也。
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仁轨好以甘言悦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于君，故身后毁誉各异。”此引用韦述国史旧文也。而刘仁轨、裴行俭、郝处俊传论并称仁轨曰刘栾城，行俭曰裴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史家无此法，更可见韦述当日尊呼前辈之称，而非易代后史官之词也。
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汧公”，李勉也。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汾阳王”，郭子仪也。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国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时，亦即用之，不复改也。惟全录旧文，而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如：
高仙芝、封常清二传，似分似合，常清传内，载其临死谢表，郁勃悲凉，而继之以仙芝之死，叹息数语，觉千载下犹有生气。
又如郭子仪传，乃裴所修，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
至会昌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故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
咸通八年，并将延资库计帐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记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某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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