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经学
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被，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大概元魏时经学以徐遵明为大宗，周、隋间以刘炫、刘焯为大宗。
按北史儒林传，
遵明讲郑康成所著易，以传卢景裕、崔瑾，是遵明深于易也；尚书之业，遵明所通者郑注之今文，后以授李周仁等，是遵明深于尚书也；
三礼并出遵明之门，传李铉、祖隽、熊安生，是遵明深于礼也；
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乃晋永嘉旧本，遵明读之，手撰春秋义章三十卷，河北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并出徐生之门，是遵明又深于春秋也。
至隋，刘焯于贾、王、马、郑章句多所是非，著有五经述议行世。与刘炫齐名，时称二刘。炫尤博学多识，韦世康问其所能，炫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在朝知名之士七十余，皆谓炫所陈不谬，是炫之深于诸经也。其时治经者，各有师承。
如李铉从李周仁受毛诗；刘子猛受礼记；房虬受周官、仪礼；鲜于灵馥受左氏春秋，又受业徐遵明者五年。
杨汪受礼于沉重；受汉书于刘臻。刘焯亦受诗于刘轨思；受左氏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又以刘智海家多坟籍，就之读十年。
此可见诸儒师资有自，非同后世稗耳贩目之学也。
其业既成，则各有所著以开后学。如刘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国语音各一卷。卫冀隆精服氏左传，难杜预春秋六十三事。贾思同又驳冀隆乖错者十余条。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刘献之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毛诗序义一卷。李铉撰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三十余卷。沉重著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仪礼音各一卷、礼记音、毛诗音各二卷。樊深撰孝经、丧服问各一卷、七经异同三卷。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各三十卷。乐逊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刘炫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三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三卷。张仲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者七十余事，及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三卷。
此又可见当时治经者，各有心得，笔之于书，非如后世记问掇拾之学也。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
梁越通经，道武帝命授诸皇子经，官上大夫。
卢丑当太武帝监国时，入授经，后以师傅恩，赐爵济阴公。
张伟当太武时，以通经官中书侍郎。张灵晖通经，南阳王绰奏以为王师，官三品。孝文帝尤重儒学，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刘芳、李彪诸人皆以经书进用。
董微通经，宣武帝征入璇华宫，为诸王师。
此元魏之崇尚经学也。
李铉、邢峙皆以通经，齐文宣帝诏授太子经。
冯敬德博学，武成帝为后主择师，命为侍讲。其子元熙，又以孝经授纬太子。此高齐虽荒乱，亦尚知以经术训子也。
周武帝以沉重经学，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熊安生在齐精三礼，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之，安生曰“周帝崇儒重道，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乐逊通经，节闵帝命为小师氏，自谯王俭以下，并束修行弟子礼。
此宇文周之崇尚经学也。
下至僭伪诸国，亦有重儒术者：
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经明行修，教授长安，诸生皆自远而至，兴每引龛等讲论道艺。胡辨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之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于是学者咸劝，儒风振焉。刘延明深于经学，凉武昭王以为儒林祭酒，及沮渠蒙逊平酒泉，亦躬往致礼，至牧犍又尊为国师，亲自致拜焉。蒙逊平酒泉时，又以宋繇博通经籍，特擢之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蒙逊又以阚骃通经，甚重之，常令在左右访以政事，牧犍待之愈重。又程骏有文学，牧犍擢为东宫侍讲。（皆见晋书载记）可见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南朝经学
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
齐书刘瓛传，谓“晋尚玄言，宋尚文章，故经学不纯，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建武以后，则日渐衰废。”
梁书姚察论曰“崔伏、何严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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