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年岁
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
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
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
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
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
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
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
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岁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据后汉书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是彪已有撰述也。
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
是固成此书已二十余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
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其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磾、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未尽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各史例目异同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
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
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异同于左：
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
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
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
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尚书世纪之名，最为典切。
世家
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
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
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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