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则后汉在前，而作史则三国志先成，且百余年也。
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遵之。其间虽有习凿齿欲黜魏正统，萧颖士欲改书司马昭弑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欧阳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书，始改从春秋书法，以寓褒贬。而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
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
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帝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
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
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魏纪“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严巨讨斩之。”献纪则曰“耿纪、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
至汉末诸臣，如董卓、袁绍、刘表、吕布、袁术、公孙瓒、陶谦、刘焉等，二书各有传。今两相比较，繁简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传，则后人视前人所有者必节之，前人所无者必增之，以见其不雷同钞袭。如袁绍传，范书增陈琳作讨操一檄、刘表劝袁谭勿降操一书、审配劝谭兄弟相睦一书。
刘表传，增表遣韩嵩使许，嵩不肯行一事、刘琦问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传，增卓先从张温讨边章、韩遂，及不肯就征等事；增卓请追理陈蕃、窦武一疏；增迁都长安，驱洛阳数百万人，及发掘诸陵等事；增卓被诛后，又杀其弟及母、妻子于郿坞一事；增献帝东归，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资储来迎，为杨定所诬，仍不缺于供一事。
袁术传，增术向孙坚妻逼夺传玺事；增孙策止其僭号一书；增术归帝号于袁绍一书。
公孙瓒传，增瓒罪状袁绍一表；增瓒守易京，男子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令妇人习为大声，以传教令一事。
陶谦传，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
此可以彼此参观者也。
惟荀彧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臣传内。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编入汉臣，此则其主持公道处。寿志虽列之于魏臣，而传末云“彧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锡。”可见彧不死，操尚不得僭窃也。则蔚宗之编入汉臣，自是公论也。
至二书所纪事迹，有彼此不同者。
袁绍传，寿志谓“何进召董卓。”范书谓“袁绍劝何进召董卓。”
吕布传，寿志谓“布畏恶凉州人，以致李傕、郭氾之乱。”范书谓“王允不赦凉州人，以致激变。”
吕布传，寿志谓“布投袁术，术拒而不纳，乃投袁绍。”范书谓“布投术后，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去从张扬。”
董卓传，李傕劫帝幸其营，寿志谓“傕使公卿诣氾请和，氾皆执之。”范书谓“帝使杨彪、张嘉和傕、氾，氾留质公卿。”
荀彧传，寿志谓“以阻九锡事，留寿春，以忧薨。”范书谓“彧病留寿春，曹操遣人馈之食，发之，乃空器也，遂饮药而卒。”
二书不同，盖皆各有所据，固可两存其说。
又袁绍传，韩馥以冀州让绍，寿志载“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名播海内；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今若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凡用八则字。范书则删却前四则字，以归简净，不知史记中本有此叠字法也。（史记夏侯婴传，婴初从高祖，即为太仆，常奉车，以下历叙其常奉车者五，又叙其以太仆从者十。正见其亲近用事，不以繁复为嫌也。）
三国志书法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
陈寿三国志亦系私史。据晋书本传，寿殁后，尚书郎范頵等表言“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于是诏洛阳令，就其家写书。可见寿修成后，始入于官也。
然其体例，则已开后世国史记载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如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
此例一定，则齐王芳之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之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位相国；陈留王之封昭为晋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禅位于司马炎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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