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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雅典贵族阶层一员的阿里斯顿［ariston］之子，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终年八十岁。也许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政治理论（他自己就卷入了实际政治）和社会学的奠基者；而且，他还是物理学家和宇宙论学者。他对欧洲（因此还有美国）思想的直接及间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总的看来是有益还是无益，是最近变得颇多争议的问题。因为它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对民主观念怀有敌意，如他说道，“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法律篇》［laws〕690b），正如他的社会理论是集体主义的，对个人主义观念怀有敌意一样：“你是为着整体而被创造，不是整体为着你而被创造”（《法律篇》903c）。他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利己主义，集体利己主义就是利他主义，而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人们的无私可能不仅为了“整体”（集体，国家）并且为了其他个人。
柏拉图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的浓厚兴趣似乎有两个根源。一个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家庭传统。（他父親自称是雅典最后一名国王科德罗斯［codrus］的后裔，他母親自称是梭伦［sclon］的親属德洛皮德斯［dropides］的后裔。）另一个是对政治和社会崩溃的可怕经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几年（公元前419-404年的“狄克利亚战争”）中那场崩溃不仅影响了雅典而且影响了整个希腊世界。这个时期与柏拉图的性格形成期相巧合。对他来说，在公元前399年他的朋友和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受到审判并被处死时，他对政治的兴趣达到gāocháo。
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诸战争，公元前431－404年），不仅是希腊的两个最强大的城市国家间的战争。可以说，它成了第一次观念形态的战争，它包含着一些最初的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迫害。冲突是在部落制的、专制主义的（也许甚至是极极主义的）斯巴达的观念形态和民主制的雅典这个海上贸易帝国（“提洛同盟”）的观念形态间进行的。因为雅典及其民主制盟国的一些主要家族传统上都反民主和鼓吹寡头政治，并同情斯巴达，这就更加可怕了。（因此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政治学》［politics，1310a］中提到，那种寡头统治者的誓言甚至在他的时代依然流行；它由“我保证做人民的敌人，尽力向他们提出有害的劝告”这个表述组成。）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lysistratus]占领雅典时，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处于斯巴达的保护下，称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才华横溢的克里蒂亚斯［critias」和年轻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在他们恐怖统治的八个月中，三十僭主杀死了许多雅典公民——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中斯巴达军队杀死的雅典人还多（梅耶尔［eduardmeyer，1884-1902］，《古代史》［geschichtedesaltertums］第4版，斯图加特，1953－1958年，第五卷，第34页）。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图24岁的时候，克里蒂亚斯和斯巴达驻军受到卷土重来的民主派的攻击并被击败。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尼图斯［anytus］领导，他们首先占据比雷埃夫斯，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在那里阵亡。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寡头政治的追随者在雅典继续恐怖统治，但是他们的军队处于混乱和瓦解状态。在证明自己无能力统治之后，他们最终被他们的斯巴达保护者所抛弃，斯巴达保护者与民主派订立了一个条约。这项和平的条约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因此民主的政体形式在最严峻的考验下证明了它的优势的力量，甚至它的敌人在几年之后也开始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恢复的民主国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状态，就为“毒害青年罪”对苏格拉底提出诉讼；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人们认为他们应对雅典的战败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负责。在他的辩护中，苏格拉底强调他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险公然反抗他们把他牵连到一件罪行中的企图。他也说明他宁死也不愿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被判决有罪，他成为言论自由权的第一个殉难者。
柏拉图最重要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动乱不安的年代就是这样。它们使他在成熟时期提出他的基本的问题：社会和国家已经生病，怎样才能治愈它们？
文学活动的开端。上述历史事件在已指明的意义上影响了柏拉图，这当然是猜想的。的确应当强调，几乎关于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他的著作的顺序、他的生平事件的一切都是猜想的。我们的原始资料就其前后一致而言似乎大量是互相依赖的。因此，我们不能确信柏拉图生平的这个故事不是传说。大概最古老的原始资料，《柏拉图信札》「bookofplato’sletters〕，很可能是古代的伪造物。甚至许多学者承认其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