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最初未想发表的信）againstbigwords（aletternotoriginaliyintendedforpublication）
前言大约十四年前，我收到一位名叫克劳斯·格罗斯纳先生「hersklausgrossner］的人的来信，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他提到我的朋友汉斯·阿尔贝特［hansalbert〕，要求与我就（德国）哲学状况进行笔谈。他信中的许多地方我都同意，尽管有一些我不同意，我仍认为它值得讨论；因此，尽管有所保留，我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格罗斯纳先生请我允许他在正筹划的一本书中发表我那封信的下面刊印出的几个部分。尽管有些进一步的担忧，我还是应允了，但只允许在他的书中使用：我保留了我的全部版权，并强调，他的书中我所写的部分没有我的特别许可不得重印。然而不久，未经我许可，也未提到我的版权，在《时代周刊》「diezeit］上就出现了一段摘录（标以极好的题目，“反对大词”［widerdiegrobenworte］）。（在德国和奥地利，版权常常相当程度地被滥用。）由于我那封信的摘录已被刊印过两次，在许多场合被误引，我决定在此不加任何修改地重新刊印先前发表过的部分，尽管它有些咄咄逼人。我写道：
首先。回答你的四个问题（或四组问题）。
1．我最初上中学时是社会主义者，但觉得学校不很令人兴奋。我十六岁离开学校，只是回来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reifepruefung）。十七岁时（1919年）我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作为与共产主义者几次接触的结果）我已成为反对者。进一步的（对于官僚的）经历使我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就得出这样的见识，国家机器日益增长的权力对个人自由构成最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与国家机器斗争。我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与我的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相比）我学习过家具制造并参加过技工考试；在儿童之家工作过；当过小学教师；在完成我的第一本书之前（“认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thetwofundamentalproblemsofepistemolo－gy]，未出版，（1979年由莫尔[mohr]在蒂宾根出版）我无意成为哲学教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logicofscientificdiscovery］出版于1934年；1936年圣诞节我在新西兰获得一个职位。）
我在晚年保留了许多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时期的观念和理想。尤其是：
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他拥有学习的特权和机会。作为回报，他对于同胞（或对于社会）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结果。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的事情——主要罪过——是试图对同胞自命为伟大的预言家，给他们留下令人迷惑的哲学的印象。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继续下些功夫，直至能这样做为止。
在维也纳哲学会议期间（1968年），我应邀参加了两次哲学家之间的电视讨论，惊奇地发现布洛赫[bioch]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我们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我十分诚实地说，我十分愚笨，不能理解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讨论结束时，主席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drwolfgangkraus]对我们说：“请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在你看来，什么是最需要的。”我是唯一做出简洁回答的人。我的回答是：“更多理智的谦虚「rathermoreintellectu－almodesty〕。”
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承认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写作的。对新辩证学家的浮夸的言词他们会怎样评论呢？他们会找到比“浮夸”更严厉的词语。（在我看来，列宁反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是非常杰出的。）
下面回答你关于构成我的著作的基础的社会问题的问题：
我的所有哲学著作都与非哲学的问题有关。我于1952年写过这一点（参见《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第72页）：“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我列举了问题植根于其中的领域的例子，政治、社会生活、宗教、宇宙论、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
在《猜想与反驳》第一章（1957年）第33－38页可以发现对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这些“根基”的描述。（《猜想与反驳》尚未译为德文，因为我找不到胜任的译者。［给你的」一本正在邮途中。）
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povertyofhistoricism]请参见我的以此为名的著作的题献（第ⅴ页），我的德文版序言的结尾（第ⅷ页最后一段至第ⅸ页末尾）。
2．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予以详述。
3．此刻我正致力于保罗·阿瑟·希尔普［paularthurschilpp］编辑的“在世哲学家丛书”［libraryoflivingphiloso－phers］的一卷中由我所写的部分。（我认为这些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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