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自然科学家在理智上都是谦虚的；牛顿在说下面一番话时代表他们所有的人做了表达：“我不知道世人如何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只是在海边玩耍的孩童，不时发现比正常的更光滑的卵石或更漂亮的贝壳，而真理的大海却在我的面前，未被发现。”爱因斯坦把他的广义相对论称作昙花一现的新鲜事。
此外，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们都认识到，每个科学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提出了许多新的、末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我们对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了解，我们对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了解就越是自觉、详细和清楚。科学研究是我们具有的获得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无知的信息的最佳方法。它使我们获得一种重要的见识，即，在我们对各种事物所知程度的微小细节上，我们之间也许有巨大的差异，但在我们无限的无知上，我们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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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是指责自然科学的批评方法或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们为唯科学主义的帽子——即教条地相信自然科学方法的权威性及其结果，这种指责就是完全不适当的；尤其自从知识概念的革新以来是这样，我们把这个革新归之于诸如苏格拉底、库萨的尼古拉斯［nicolasdacusa〕、伊拉斯谟〔erasmus］、伏尔泰「voltaire］、莱辛「lessing」、歌德和爱因斯坦等人。歌德和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是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或译科学至上］的反对者、权威信仰的反对者，他在对牛顿的《光学》［optics］的批评中与它进行了斗争。他反对牛顿的论点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但所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有时犯错误；而歌德对牛顿教条地相信权威的攻击无疑是是恰当的。在这里我们甚至猜想，唯科学主义的帽子——即，教条主义，相信权威和傲然冒称博学的帽子——比起他们的受害者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们来，经常远远更适合于知识和科学的社会学的信徒。实际上，许多自认为唯科学主义的批评者的人事实上是自然科学的对手，他们是教条的、观念形态的和权力主义的，十分遗憾，对于自然科学他们懂得太少。
首先，他们不知道自然科学具有客观的、非观念形态的进步标准：朝向真理的进步的标准。自从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和牛顿以来，自从巴斯德［pasteur」和克洛德·贝尔纳[claudebernard]以来，正是那个简单的、理性的标准左右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个标准并不总被应用。但是自然科学家（除去当他们成为时尚的牺牲品的时候，如甚至某些优秀的物理学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普遍自信地、准确地使用它，即使他们很少意识到在这样做。在社会科学中，这个理性标准的威力远远不那样确定。因此流行的观念形态和大词的力量得到发展，连同着反对理性和自然科学。
歌德也熟悉这种反科学的观念形态，并予以谴责。魔鬼自己在等待我们拥抱它。歌德让魔鬼说出的话十分明确：
让你去蔑视理性、科学，
人类心灵的最高的力量，
让你去沉迷魔术幻术，
我不用费力已使你投降。女士们，先生们，这次我让魔鬼自己说最后一句话，希望你们不会指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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