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个时候，人民便可大享幸福，便要根据平等的标准，把一切财产都重新分配一番。
卢默斯知道农民是怎样的顽固，知道他们的信仰和迷信是怎样的巩固。依他看来，要于顷刻之间把他们对于沙皇的信任心铲除，如同一班暴躁的革命者所欲尝试的一样，那是徒劳而无功的愚事。他以为对于农民须用柔顺的手段；要灌输智慧给他们，须慢慢儿用顺势疗病的办法；要对他们有所宣传，也须适合于他们的沿传的意见，无论这意见是怎样的错误。卢默斯告诉高尔基，说第一步须渐渐的使农民明白他们应争得选举统治者的权利，由警察而省长，乃至沙皇自己，最好都须由他们选举出来。高尔基听他这样的说法，不禁喊着，说这样办法是一种缓慢的程序，或许要拖到一百年，也说不定。卢默斯揶揄他道：
“你的原意是要在几天里面把一切都办好吗？”
依卢默斯所建议的战术，须要很大的忍耐，毅力，常识，冷静，尤其重要的是坚信他们的主义的公正和最后胜利的必得。可是民粹派中的大多数人却是年青的豪气的人物，不能容纳这样的一个中庸而缓慢的政策。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异军突起的时候，他们不再枝枝节节的去对付农民问题的争辩，决定采用卜列哈诺夫（Plekhanov，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的口号：“俄国革命要成功的话，必是劳动阶级的革命，否则便完全不成功。”民粹派中人对于这种意见却加以揶揄，说他们为着蚊虫而忽略了象——因为在当时依他们看起来，“普罗列塔利亚”在数量上及心理上都微细得不足计较。列宁证明了卜列哈诺夫的论断不错，不过后来他要使一九一七年普罗列塔利亚的胜利不至如昙花之一现，也不得不采用卢默斯的政策，那就是不得不常常对农民迁就，采用折衷办法，不得不对他们的年代久远的意见和成见让步。
且说当时卢默斯在那农村里开着一家普通商店，暗中进行他的启迪农民的工作，他和他的一班随从的人，都不得不应付这农村里的猜疑和仇视。他虽极力的谨慎而且缄默，绝不轻举妄动，但是在农民方面，仍感到他这个人不免含有“异样”的原素。他对于他们的仁爱，辅助他们和他们合作的热心，而并没有牟利的希望，这种情形己使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这农村里，除他所开的这个商店之外，还有两家小商店，他们当然怨恨又有第三家店开了出来，尤其是这新开的店所取的价格都比他们来得便宜。卢默斯开始替种菜园的农民组织合作社，使他们不再受中人的剥削。这类的事业，又使他开罪了当地的富翁和有势力的人，并且开罪了他们的走狗——牧师。他们都觉得他的可恨。在这农村里，总有几个农民，用种种手段剥削其他不知侵略的听天由命的农民，大发其财。这种暴发户的富农，他们剥削原属阶级的恶毒，尤甚于豪绅和商人。可异的是农民对于这班富农竟反而常加敬重，以他们自己阶级中人也有能发财能高升的为荣。现在因史太林实行列宁的遗训：“帮助最贫的农民和中农，无所顾惜的攻击富农”，这种富农已几于绝迹了。
在这个农村里，卢默斯，高尔基，和其他三四个同情者，常常须留意有人用卑劣的手段使他们吃苦头。当他们在黑夜里出门的时候，他们就须提防有手拿木棍的暴徒埋伏着打他们；遇到这种时候，卢默斯不得不开枪，当然是向天空开，才能使这班暴徒惊散。讲到高尔基，他也有一次被人于暗中打伤他的小腿，使他拐着走路走了好几时，这是因为他喜在夜里在伏尔加河的边岸跑来跑去，或在该处于孤寂中大作其梦想，或在该处和友爱的渔人谈话，于是便受了这样的责罚。有一次这个店里的厨房里的灶上忽有炸药爆发，幸而敌人在柴隙里所放的火药不多，损坏还不算厉害。该店的房东是一个精明而聪慧的农民，他当时刚巧也在旁边，猜度这种情形，喊着“开战！”其实卢默斯在这个农村里所经受的一切大大小小的烦扰，名为“开战”，也未尝不是适当的名词。但是高尔基仍记得在喀山的时候听到一班民粹派中人对于农民恭维无所不至，现在看见这班农民的无意识的胡闹，以怨报德，简直莫名其妙，更不能有所宽恕了。
高尔基从前在书本上看到，以及听见城市知识阶级谈起，都说在农村的人民的生活比城市的来得健康而温和，现在他身历其境，才知道这是幻想，不再上当了。他明明看见那些农民都是愁苦的奴隶，很少愉快的，其中有许多甚至因为过分的苦役而伤坏了身体，尤其是妇女，因为工作过劳，生产期中及生产后都缺乏相当的休养，以致未老已衰，生着种种病痛，此外尚须时受她们丈夫所视为当然的鞭挞。“一个人的心灵被激怒的时候，除打妻子，还有什么人可打？”这是几年以后高尔基所描写的漂泊者提出的问句。依高尔基的观察，农民的生活也不见得简单：“他们的生活需要对于泥土有紧张的灵敏，对于别人的关系尤需要狡猾的手段。”总之，他觉得农民的生活既不温和，也不合理，只在暗中摸索着好像瞎子一样；他们常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彼此间多所猜疑，不能信任。他对于农村的生活看得愈多，对于城市的生活反觉得可贵，因为在城市里的工作还不致于使人到那样绝望的地步，在城市生活的人还知道渴望着快乐，还有发生疑问的勇气，还有种种目的可说。就是说到所谓道德上的腐化，城市也未见得比农村更坏，更卑劣。例如在农村里，乡下青年所惯做的一种戏弄就是在田里捉到几个女子，把他们的裙翻过来（他们在裙里是不穿裤的），紧紧的包扎在她们的头上。这种恶作剧的行为，他们通称为“把女子当作一朵花玩”。这些女子由脚跟以上直到腰际，都被他们这样剥得赤裸裸的，都锐声急喊痛骂着，但那些恶作剧的男子显然视为乐事——有意把她们慢慢的解下来。诚然，到教堂里去，这在农村确比城市里为多，但是在“农村夜间教堂里的大会，青年们却捏摸女子的屁股——这似乎是他们所以到教堂里的唯一理由。在星期日，牧师每从讲坛上对着他们骂道：‘你们这班畜生！你们不能另到一个地方去表演这种种丑态恶行吗？’”
但是虽在这个仇视风气的农村里，高尔基却有几个本地人和他发生特别亲密的感情，这些人也末尝没有可取之处。他到该处的第一夜，就遇着卢默斯的最忠诚的一个助手，名叫易索特（Izot），他是一个长而瘦的渔人，生着红如玫瑰的两颊，一对光亮蓝色的眼睛，一个大而直的鼻子，一副卷曲着的胡子，和头上的一堆红发。他的身上衣服只有一件衬衫，一条裤子；他的脚和头总是赤着的。他有过人的膂力，生得漂亮，而又聪明，为农村中人所畏惧，但因为他十分诚心拥护卢默斯，亦为他们所怀恨。在晚间卢默斯常对几个亲近的人讲演历史或其他题目，遇着没有这种讲演的夜里，高尔基就教易索特怎样看书。这个学生却很灵敏而肯于受教，当他能够从书上读几行的时候，快乐得什么似的，高尔基见他这样的天真的欢乐，也觉到异常的愉快。不过有一件事却使易索特不无失望，因为他的教师不能为他解释“读书”的神秘。他这样的问着高尔基：“替我解释解释看，老弟，一切都说完的时候，这件事怎样能发生，我却有点莫名其妙！你看着这几行，这几行的东西都成为文字的形式，而我又对这些文字看得懂——活的文字，我们自己的文字：我怎样能够看得懂呢？并没人附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倘若这些是图画，我能了解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是照现在的样子，好像是把思想印在书上——这是怎样办到的？”那位教师对于这位学生的想入非非，却苦于无法解释！
高尔基一面教易索特读书，一面也因为易索特对于农村情形特别熟悉，给他不少知识。易索特对于农村的了解，明白农村的需要和特殊的情形，对于团体和个人都能有正确的判断，这种种在高尔基都觉得很有价值的，很可宝贵的。他的唯一的弱点，就是和许多妇女轧姘头。他对于这类事的如愿以偿，不觉得有什么可以自傲，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鄙，简直好像不知道这类事在宗教方面的道德上有什么问题。有一次他却很幽默的自己承认道：“当然，我在这件事里弄糟了。在做丈夫的人对此事没有不愤怒的，就是我替他们设身处地想想，也是要觉得愤怒的。不过一个人对于女子也有不自禁发生怜惜的地方；一个女子，你知道，好像是你的第二灵魂。她活着从没有什么假期，从没有人加以抚爱；工作着好像一只马一样，她所知道的生活就不过如此。做丈夫的没有时间顾到爱情；而我却是个自由的人。有许多做妻子的，就在她们结婚的第一年，饱受她们丈夫的拳击。哦，是的，那是我的温柔的特性，我总是和她们厮混着。我只请求她们一件事：女子们，不要彼此动气——我对于你们都是始终如一的！不要彼此妒忌，我对你们一视同仁，我对于你们都一样的觉得怜惜。”
在夜里，高尔基在河边的时候，有时看见易索特也在他的身边。易索特在这种万籁俱寂冷气沁人的夜里，常诉说他的梦想。他说他的许多志愿里面，有一个是要先由书本上学得智慧，然后沿着河边漂泊，教导一般人民。他这样说：“老弟，分你的心灵给别人共享，这是多么一件好事！就是女子们——其中有几个，如果你坦白的和她们谈——她们也能够了解你的！”在易索特只静默的在这样夜里和高尔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他于静默之中偶尔叹一口气，说一短句，或呐喊一阵——高尔基也感觉到愉快。
不久以后，当易索特在一只小船上捞鱼的时候，被人从后面把他的脑袋后部砍掉，结果了他的一条性命。他因为好色的缘故，妻子被他诱惑去的丈夫很不少，不过据卢默斯和他的家人所猜度，认为这倒不是什么丈夫的辣手，却是因为他在农村中做人勇敢，自由，和不受农村中的习俗所拘束的智慧，受人嫉妒而伤命。总之在这个农村里，易索特总算是高尔基最喜欢的一个。卢默斯的房东潘柯夫（Pankov）是一个聪明的青年农民，不管他的父亲和其他本地顽固派的反对，毅然把他的屋子租给卢默斯。他的这种行为，似乎不无可取，但是高尔基对于他的印象，觉得他还太偏重于实际，太易于感受刺激。在这农村里，高尔基所尚觉得具有多少好感的乡下人，还有几个，但都是如易索特一样，都不是耕田的人，都是没有土地和没有家的人，由任何引得社会敬重的有了屋产的人看起来，都是“一无所长”的脚色。
卢默斯在这个农村因工作受人嫉妒及怀疑所招致的敌人，最后决意要断绝他的左道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是异乎寻常的）种种活动。在一个云散风清的秋季早晨，卢默斯保藏火油和其他易燃的液体的仓库被人放火烧起来了。不到几分钟，所有几幢屋子都焚烧起来，爆裂炸发，几有殃及全村的危势。俄国农村房屋都是木料造的，大约每隔七年，全俄总要经过烧一次。很少农民会保火险，但是当屋子被烧的时候，他们却漠然袖手旁观，听天由命让狂火烧得一塌糊涂。卢默斯见火势燎原，急于灌救，他用鞭打着一班农民，强迫他们聚弄来，帮同扑灭这个火患，叫他们有的到村庄附近的伏尔加河里提出一桶一桶的水来，有的把已着火的篱笆及仓库设法拆除，想藉此保全其他未被烧的茅屋，但是他虽筋疲力尽，仍是徒劳而无功。那班农民虽在表面上服从他的命令，这是他们向来对于威权的声音所惯有的态度，但在实际上却阴阳怪气，懒洋洋的从事，一遇到前面的火花达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作鸟兽散了。他们既这样的苟且敷衍，于是只有卢默斯和高尔基，连同几个热心的助手，和这个狂火抵抗。此时高尔基用他的全身的气力，尽他对于卢默斯的忠诚，并因对一般农民的惰性和愚蠢的痛恨，奋不顾身的加入救火。他神志昏迷，几葬身于火窟者不止一次，每次在他们把水倾倒他面上之后，他清醒了起来，仍鼓其新勇气向前冲去，和他在当时所认为仇敌的奋斗。
最后这个大火居然停止了。在卢默斯什么都失去了，但是他的竞争者和敌人却有意暗示，说他自己有意放火，事前早把货物都搬到浴堂里存好。这样一来，就有一班狂怒的群众围着卢默斯，迫他同往浴堂察看，到时把锁钥打坏了进去，后来虽看清浴堂里并没有什么货物存着，他们的横暴的心理仍不稍减。卢默斯和高尔基都手里拿好木棍，背对背的立着，避免从后面来的打击，前面还要对付那班不讲理的横蛮的暴徒群众。高尔基的腰上还插着一个斧头，这件事使得他们略为胆怯了一些，那班暴徒群众的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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