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山（Kazan）是沿伏尔加河的一个城市，是东俄的一个文化中心，该处有博物院，以及其他的许多教育机关，包括该处的一个著名大学校。十五岁的高尔基由尼斯尼诺伏格拉来到这个城市，是充满着满腔的热诚要来求知识，求大学校的知识！以他这个穷小子，忽发这样的奇想，却是受一位朋友的怂恿。这位朋友名叫郁佛令诺夫（Yovreinov），是尼斯尼诺伏格拉一个中学校的学生。他看见这个普通的孩子却对于读书这件事有那末殷切的热狂，便劝他到喀山去。据说他的家属住在该处，如果高尔基有意去的话，可住在他的家里，六个月内可将投考的课程预备好，只要能考进了大学校，他一定可以得到政府的官费，五年之后，他便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了。郁佛令诺夫断然确定高尔基是“注定了要服务于科学”的，他并且把他和罗莫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相比，说这个人也是一个平民的儿子，在十八世纪时由一个无知无识的渔人地位，一跃而为大学院里的一个学生。这个计划似乎是异常简单而一定可以办到的，“因为郁佛令诺夫十九岁了，又具一副好心肠”。依高尔基此时的经验，他应当是不易于受骗的，看见郁佛令诺夫这样的起劲，却被他所掀动。无论如何，高尔基已觉得尼斯尼诺伏格拉讨厌，他需要变换变换空气，喀山总比波斯较近而易于达到，所以他便决意去一趟。他的儿童时代及幼年时代均在外祖母指导之下，现在到了这个阶段的生活，诚然应受外祖母的最后的训海。当她送高尔基到码头和他分别的时候，她对他说道：
“你留心，不要激怒别人——你总是喜欢横行的，你已造成粗暴和卤莽的脾气了！这是你由外祖父学来的；但是，你要看看外祖父：他活着，活着，最后终成一个笨拙的，一个苦痛的老头儿。你要牢记着一件事：裁判人的不是上帝，那是魔鬼的事情！好，再会吧……”
她一面在她的棕黄色的软瘪的两颊上揩着一些老泪，一面继续说道：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你，一个不肯停息的脚色，要飘荡到很远去的——我是将要去世的人了。”
高尔基迫述当时的情景，曾这样的说道：
“在动身的前几时，我和这个可爱的老妇人常分离，不常见着她，到了这个时候，我忽然很苦痛的觉到我将永远不能再和这位最疼爱我的人相见了。我立在船尾上，眼巴巴的望着她，看见她还立在码头上的栏杆旁，一只手画着十字架，还有一只手拿那破烂的围巾的边，揩着她的眼泪，她的黯然的老眼里，好像充满了对于人类的不能毁灭的爱的光辉。”
果然，这是高尔基最后一次看见他的外祖母。他后来听人传说她最后的状况，孤寂的，穷困的，但仍尽她的心力帮助并鼓励那些不及她所有的愉快的人生哲学的人们。高尔基有无数次的机会追想到外祖母的训诲——不要激怒别人，不要裁判他们，不要那样严厉和粗暴。但是在他所遇着的经验里面，要遵从这种训诲，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了喀山之后，高尔基不久即发现郁佛令诺夫的好意和指导的实际上的价值是多么的微小。第一件，该处的当局先无意于鼓励未来的罗莫诺索夫。非但无意鼓励而已，反而有意阻碍。原来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徒酿成革命的运动，这种趋势使政府当局深信提倡教育，启迪民智，和保持已成立的现状是绝不相容的，是要弄到推翻现状的。当时专制政治之得苟延残喘，就靠着社会的大不平等，利用少数特受恩宠的人的拥护，压迫大多数无能力的民众，所以专制政体的生命就靠着人民的退化，无知识，顺从。这样一来，教育当然是可怕的一件东西，所以当局有意阻碍它的发展，务使多数人民愈难求得教育愈好，只要有极少数人受教育，以供政府的利用，那就满意了。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托尔斯泰伯爵（Count Dmitri Tolstoy）又令中等学校里采用困难学习的死的古文学，以消磨青年的时间和思想，排除能够唤起思想合于实际生活的科目。不但如此，同时并设法阻挡下等阶级求学。托尔斯泰伯爵的走狗和继承人达连诺夫伯爵（Count Dolyanov）则更卤莽，竟发秘密通告给各校校长，明目张胆的叫他们不要录取下等阶级里的投考者，侮辱这班下等阶级的子弟为“女厨子的孩子”！现在在苏维埃的教育招贴上面，常可见到上面写着列宁的标语：“每个厨子必须被教得知道国家是怎样治理的。”但是当时的高尔基——一个被轻视的平民家中出身的未受过教育的孩子——对于十九世纪时代的不分皂白和阻人前进，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呢？
高尔基的不幸还不止此。他到了喀山几天之后，发觉郁佛令诺夫对于他的邻居虽具有满腔热诚和仁爱，但对于和他最为亲近的家属却冷淡无情。原来住在喀山的他的家属仅有一个寡妇和两个小儿子，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所恃以自给的仅为有限的抚恤金。久经患难的高尔基，他的眼光是锐敏而富有经验的，所以不久即看出这个寡妇省吃省用，千辛万苦的使这一些经济能勉强维持两个儿子的教育，同时又须顾到家中其他的需要，这使高尔基对她发生无限的同情。于是他便利用在伏尔加轮船上所得到的经验，在厨房里帮助他的女主人，但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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