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n Posse）。他是一个在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青年，此时也在当新闻记者，是一位对马克思的学说富有研究的新闻记者，交游甚广，和重要人物多有来往。他看到高尔基的两篇小说，即《折尔卡士》（“Chelkash”）和《心痛》（“Heartache”），便在《培植月报》（“Odrozovaniye”）上发表一篇批评高尔基的文字，在俄国报上公开批评高尔基，这可算是破题儿第一遭。他称赞这两篇小说，并猜度这两篇小说的著者是“由下等阶级出身的，这个人一定曾经饱受穷乏的围困，也许在目前仍在穷乏的苦境中挣扎着”。他接着说道：“倘若他的天才的发展，因缺乏闲暇而受着阻碍，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这种闲暇，是真心在文学上努力的人所必须的。”不久以后《培植月报》接到一封信，是尼斯尼诺伏格拉的一个医生写给波士，托该报转交的。这个医生证明波士对于高尔基所猜度的无误，并告诉他这个著者不但困于穷乏，而且还患着肺痨病，这种病需要到俄国的南方去疗养，但因为没有钱，无法实行。波士接阅这封信之后，就替高尔基设法，由于他的有力量的阿兄，向一个补助作家的团体借到八百卢布，寄给高尔基，此外并把高尔基所著的《柯诺佛罗夫》（“Konovalov”）一篇小说介绍给《新语月报》（“Novoye Slovo”），替他预支了一百五十卢布的稿费。
经了波士的热诚协助，高尔基才能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到克里米亚去养病，这是在俄国疗养的人所常到的一个地方，但是该处的日光虽好，对于高尔基并不适宜，身体反而疲弱了许多，故于一八九七年的三月移到乌克兰去，住在奥洛夫斯基医生（Dr. Orlovsky）的小村里（在波耳多瓦省Poltava）。他在此处疗养之后，健康渐渐的有进步，据他自己的意见，说是由于和该处的居民有着友谊的关系，又因他和这些居民在交际上所得的快乐。他和邻近的农民组织了一个剧团，这个剧团后来居然成立了好几年，他在这个剧团里，还培成几个优良的伶人。高尔基的《戈特法的集市》就在这个地方著成的，内容就是歌颂该地生活的愉快和丰富。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在一九〇〇年又到该处，在这个波尔多瓦乡间里沈静良好的环境中，著他的第一次的剧本《华丽的市民》。这个地方曾为普希金所歌咏，柯洛伦科所爱好，他们两位都在此地过他们的暮景残年。
后来高尔基到狄威尔省（Tver），住在一个在一家纸厂实验室里任事的朋友家里。过了一八九七年的冬季，他便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仍替《尼斯尼的一页》日报撰文。但是他回乡之后，不久因为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又被迫离开了。在一八九八年的三月，本地警察局因应提弗利司宪兵队长的咨请，派人到高尔基所住的屋里搜查，并把他拘捕，押到提弗利司去，监禁于麦特克炮台（Metekh）。据苏维埃政府所发表的关于当时警察局的档案，其中关于当时高尔基的材料，饶有趣味。据说这位“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市民，染衣公会会员阿勒赛·皮西科夫”（即高尔基，他的外祖父曾任染衣公会会长），自从他在喀山和达伦科夫的糕饼店发生了关系之后，由“中央蜘蛛”开展出来的那根“看不见的线”，就一直注意他的行动，不肯放松。他的每一行动，都有侦探暗中监察，并将所探得的情形纪录下来，随时报告，在圣彼得堡的警察总监公署里，关于这种的报告便叠成了一大堆。
大概在一八九二年，有一封信自提弗利司寄到喀山给卜勒纳夫，被警察半途截取去了，他们设法探明这封信是什么人写的。这封信的内容大概如下：“我正在一个铁路上工作，每月得到四十三个卢布的工资。昨天他们来搜查我的房间——听任他们吧！他们把我的工资减到三十五个卢布。我曾指导此地的学院及高等学校的学生阅读书报。我并未宣传什么主义，只劝他们彼此要了解，我也和铁路的工人一同看书谈话。此间有一工人名叫博格提洛维区（Bogatyrovich），是一个很可爱的脚色。我们的友谊很厚，常在一起。他说人生一无好处；但是我说人生的好处是有的，不过是隐藏着，否则个个恶棍都可把好处攫为己有了……”这个时候，正是高尔基仿照民粹派中人启迪一般人民的时候。警察经过探查之后，便向上级报告，说这封写给卜勒纳夫的信的作者，无疑的是阿勒赛·皮西科夫，并描述这个人，说他是“一个廿四岁的颀长身裁的青年，受过文化的薰染，能写一手的好字，戴着眼镜，生着长发”，并且在青年里和许多人认识，交游甚广。直到高尔基离开了提弗利司，当地警察局才不再调查。但到了一八九七年，高尔基的名字又被警察的“猎犬”所严重注意，因为他又牵涉到一个案件里去。这个案件是关于一个犯法的社团，据说这个社团的组织，旨在对于工人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由此引起他们对于现制度和政府政策的不满，期于较远的将来推翻帝国的专制权力。这个集团的首领是一个名叫亚法纳西夫（F. E. Afanasyev），高尔基在五六年前曾和他同住于所谓“公社”里面。警察在这个首领的房间里搜查之后，在别的东西里面，发现一张相片，上面注有：“麦仙密区（Maximych）赠给亚法纳西夫”。所谓麦仙密区，原不过类似高尔基原来姓名中的当中的一字，原看不出他的真姓名。这张相片被发现之后，亚法纳西夫并且声明赠送这相片的人的真姓名，他已忘记了；但是高尔基的一举一动既向受警察当局的注意，有了类似他的姓名中的一个字做线索，他们仍不难寻出他的真姓名为Alexey Maximovich Peshkov。他们并由于传询了曾经参加过这个“公社”里听讲会的各种人，知道皮西科夫是个危险分子，博览群籍，旅行过许多地方，而且把“犯罪的”的观念灌输给亚法纳西夫及其他工人，也是出于他的行为。他们便以此为根据，拘捕高尔基，把他押到提弗利司去，在他的房间里所搜得的约有五百封的信，也一同送去。据这个案件的公文里所记载，当时高尔基曾向警察当局辩明他对于政治的问题是向来不参加的。他对他们解释，说他所以东奔西跑，过着漂泊的生活，是由于“异常烦闷的心境，这种烦闷心境之所由来，是因为和那些特异行为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混不来，于是感觉到生活的孤独和不合时宜”。又在别一件公文里，据说他把当时的流浪生活和烦闷心境归咎于“一件失恋的事情”。无论如何，当时警察在他的信件里确寻不出什么犯罪的证据，就是说他曾和工人谈话，不无可疑，也没有什么确凿的凭证，除此之外，更加不上什么罪名。但在实际上虽是如此，提弗利司的宪兵部却有意把这些事造成一个重要的案件，认为高尔基是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
在这个患难中的高尔基，救他最力的又是那位急公好义的波士。高尔基的夫人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恐怖的夜里”的情形，说宪兵在半夜冲进他们的屋里去，翻箱倒箧，搜索犯罪的证据，最后把她的丈夫拘去，并把他的信件一同带去。在拘捕的时候，他们全家里只有五十个左右戈比克的现款。波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去找他的和权要素有来往的阿兄，幸而在一个宴会里把他找着。他的阿兄听完波士的恳求之后，便和在座的参议员塔更塞夫（Tagantsev）商量这件事。塔更塞夫是出身于奔萨（Penza）的农民，逐渐擢升到现在的高位，答应即打电报给提弗利司的检察官，请他迅速审查，如属可能，速将犯人释放。波士的阿兄还叫他去见参议员郭尼（Koni），他是个有势力的自由主义者，也允许尽他的力量拯救这个被捕的作家。二十年后，俄国在布尔希维克党统治之下，替此时的特权阶级向当道讲情的，却轮着那时的高尔基。俄国的变迁太迅速了，此处不能详述，所能附带说起的，是后来塔更塞夫偕同诗人庚密列夫（Gumilev），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据说因为做了反抗苏维埃的阴谋的领袖，都被布尔希维克的当道枪决了。这是后事，恕不多述。且说当时这两位参议员替高尔基说项，在旧俄的向来迟缓而横暴的司法，居然有了奇迹的功效，因为经他们这样一来，惩办高尔基的这个案件竟忽然的搁起来了。他被释放之后，被允许仍得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当然，他仍须受当地警察的监视，行动不能十分自由。此事这样结束之后，提弗利司的宪兵队长康尼斯基上尉（Captain Konissky）却受中央政府警察总监的申斥，责他小题大做，并严令详加解释辩明，自承过失。高尔基此次的被捕，可代表俄国在未革命以前统治者目无法纪的情形；康尼斯基上尉在表面上虽因此事受了上级机关的斥责，但在事实上，他的行为是暗与当道的意旨契合，这只要看他一面受了斥责，一面却升了官，被擢任圣彼得堡的宪兵司令，便是明证。讲到这位康尼斯基上尉，高尔基后来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描写：
在一八九七年（恐系一八九八年之误）的春初，我在尼斯尼诺伏格拉被捕，并被押送到提弗利司，他们待我不很客气。在麦特克炮台里的时候，由康尼斯基审问，当时他惨然的说道：
“柯洛伦科给你的信是写得多么好！他现在是俄国的最好的作家了！”
“这个上尉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人：他的身裁矮小，他的一举一动，都是轻手轻脚的，谨慎的，好像迟疑不决似的，他的奇大的鼻子好像愁苦地低垂着，而他的那对敏捷的眼睛，看起来好像不属于他的脸上，在那对眼眶里的瞳子时时怪有趣的往下转，好像躲藏在他的鼻梁的下面。他又这样的说道：
“‘我是柯洛伦科的同乡，也是服兰尼亚人（Volynian）。我是康尼斯基主教（Bishop Konissky）的后嗣，他曾对喀德邻第二（Catherine Ⅱ）讲过一篇很有名的演说——你记得吗？在他的演词里说起‘让我们抛弃太阳’等等的话，我觉得可以自豪！’
“我客气地问他，到底是谁使他觉得最可以自豪——他的祖先呢？还是他的同乡？他回答道：
“‘他们两位，都一样的使我觉得可以自豪。当然，他们两位都一样的使我觉得可以自豪！’
“他又把他的那对瞳子赶到鼻梁下面去，但是不一会儿，他哼着鼻子显示傲慢的神气，那对瞳子又忽而跳回本来的位置。我觉得他的失礼，于是动了气，当即质问他，说我不懂，他所觉得可以自豪的两个人里面，却有一个人的一生竟受着宪兵的过于文明的烦扰。康尼斯基听了之后，故作虔敬的样子反驳道：
“‘我们各人都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做的啊，各人如此，每个人如此！闲话少说，让我们再进行本案吧。你力辩……而依我们所得的报告却是……’”
高尔基和俄国的警察对抗，这并不是最后的一次。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爆发之后，他才免受这根“看不见的线”的束缚。
在这个时候，高尔基一方面受着肺病的攻击，一方面还受着过分热心的警察的监视，处境可谓困苦的了。但他在这困境中，除做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外，还继续的著作并发表更有进步的小说。他自从在柯洛伦科所主持的文学月报上面发表了他的著作之后，他投到别家的大杂志的稿件，要他们采用，便不很难了。虽然当道派的检查员把他的著作任意删改得不加顾惜，但是他的著作的新颖的特质，和比较新奇的人物，仍能吸动读者的注意。他所描写的内容，虽是愁惨和穷苦的事情，但是，他却对于人生表示积极的态度，提倡人生的改造。不过高尔基对于自己的著作却觉得不满意——至少他曾经这样的说过。有位温哲洛夫（S. A. Vengerov），他是尽心力于俄国文学编年史的著述，和各作家的自传的搜集，于一八九七年，依柯洛伦科和他的几位朋友的建议，写了一封信给高尔基，向他索取自传及著作，他们把高尔基介绍给温哲洛夫，说他是一位具有“很不一致的天才”的“自己教成的作家”。这位“自己教成的作家”得到温哲洛夫这封信之后，送给他一篇简短的自传，但是在这自传的末了写着这样的几句：“直到现在，我尚未写过一件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我从不保存我的著作；因此不能把我的著作送给你。”
一八九八年一月，有一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即《新语月报》“Novoye Slovo”）的一位卸任的主笔，写一封信给高尔基，劝他刊行文集，他在信里说：
“你可将所作小说刊印专集的时候到了。我深信你所作的小说一定可以集成一卷，可和加贤（Garshin）或柴霍甫的小说集一样厚。你在这个时候刊行专集，是最适宜的时候了。各方面对你都无疑的感到兴趣：在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