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赞成，因为他们也恨以军队作为责罚的制度。风潮愈趋尖锐化，学部大臣博古列朴夫（Bogolepov）被一个被开除的学生卡朴维区（Karpovich）所枪毙，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著名的“喀山示威行动”的惨案，好几千的男女聚在圣彼得堡的喀山教堂门前，抗议当道“对于人权的蹂躏”。政府竟以强暴手段对付这班民众，由高加索人充当的骑兵直向人群中冲撞，不先用警告就对他们攻击。有许多名人都受了伤。于是“作家协会”乃送一负责签字的抗议书给内务部大臣，要求此案应由法院彻底根究。结果政府反出令解散这个协会，并将许多会员和学生由首都驱逐出去。
高尔基对于这种种暴行极端愤慨。他在一九〇一年写给莫斯科一班作者所组织的“星期三学会”里面的一位朋友特列雪夫（Teleshov），鼓动他们起来为被迫当兵的学生主持公道，并说好几个城市里都有了行动，叫他们赶紧起来尽力的干一下。这封信被警察截取了去。约在同一时候，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布赖索夫（Valery Bryusov），他是莫斯科象征主义诗人的领袖，同时并担任著名杂志《北华》（"Severnyie Tavety"）的主笔。高尔基在那封信里，说他此时的心境，好像是一只被鞭挞的上着铁练的狗，他觉得强迫学生当兵是一件蹂躏人权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他简直愤慨得发狂了，对于什么东西什么人都恨极了，甚至对于班宁（Bunin，俄国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恨，诚然他原是爱他的，但他不懂班宁为什么不利用他的天才，成为一把锐利的匕首，向着需要的方向戳去！
警察总监公署于一九〇一年二月得到报告，说高尔基到圣彼得堡来，专为参加“作者协会”所举行的农民解放四十周年纪念会。这报告里面说，他在这个纪念会的会场上以及闭会之后的举动，都是一种“革命的方式”。此外该公署并得到报告，说“喀山的示威行动”高尔基也曾经参加，“作者协会”的抗议书，他也曾经签过名。有一个人名叫葛立维区（Gurevich），虽为新闻记者，实为警察署的暗探，据他报告警察总监公署，高尔基曾经捐过两千卢布给“学生鼓动委员会”（Students'Agita-tion Committee），又捐过两千卢布给“劳动阶级解放斗争协会”（Fighting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这些捐款都是他由所著的小说里得到的酬报。又据这同一暗探所报告，高尔基参加了许多革命的组织，并用种种方法赞助这些组织的工作。
在一九〇一年的三月间（当时高尔基三十三岁），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宪兵队长接到警察总监的一个电报，据说高尔基和他所保护的史吉特列资（Petrov Skitalets）在圣彼得堡弄到一架油印机，“意在用来印刷宣言发给索莫复（Sormovo）的工人”。这个电报里并说明装置这件犯法的东西的箱子的尺寸，以及这个箱子寄到时所要交给的药房的地址。这个宪兵队长受命严密注意这个油印机的运到，并拘捕高尔基，史吉特列资，以及印刷宣言的工人。不知道是有人和警察总监开玩笑呢，还是这个消息早已泄漏了出来，无论如何，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宪兵虽于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大忙特忙，对于所有进口的货物，都作极苛细的检查，最后仍不得不呈报，说查不着上面所说的那个箱子。可是那个箱子虽没有踪迹，高尔基于当年四月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却为着这个无从查着的油印机问题，连同一群“从犯”，被当道所拘捕。他此次被捕，被当道控他的政治的罪名颇多。在这许多罪名里面，提起他是《对于喀山示威惨案官方报告的驳斥》一文的著者；说他在本乡曾经利用李温（Lieven）死后的周年纪念日，企图组织反政府的示威行动；又说他在伏尔加河里布置舟上会议，讨论有煽动性质的问题；又说他曾经筹划于秘密中编行一种杂志，登载有煽动性质的文字。这种种罪名，大概都是确实的。关于对于官方报告的驳斥一文，确是出于他的手笔，里面有这样坚决的话：“我们都是亲眼目睹喀山教堂门前警察的残酷举动的人，特在此郑重宣言，官方对于三月四日民众及大学生行为的报告，是有意的撒谎，是用巧言花语把真的事实歪曲着，失却实际的真相。”关于油印机的事件，也不是无中生有，据最近考据所得，高尔基确买了这样的一个油印机，由一位可靠的人偷运进尼斯尼诺伏格拉，印刷革命运动的宣言，和他自己的未经当局检查的文字。除这个油印机外，不久之后，高尔基还替尼斯尼诺伏格拉的社会民主党人买到一部真的印刷机，就放在一个官办的酒店里面。这个酒店的店主是政府所派的，名叫勒柏得夫（Lebedev），他原来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刚在警察跑来检查之前，店里忽然发生一件劫案，劫案发生之后，勒柏得夫和印刷机都不见了。
高尔基对于革命的积极同情的态度，不但有许多秘密的行动为佐证，就是在他所著的合法的公开的作品里面，也有不少煽动革命性质的材料，成为当时统治者所畏惧的敌人。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许多短句和片段的文字，都普遍的被人引来作为斗争的口号，普遍的传播起来。例如他所著的《鹰之歌》里面的警句：“我们唱着歌，赞美傻子的勇敢”，或“在傻子的勇敢里是人生的智慧”等语，都是传诵一时的兴奋语。在他被捕的时候，他所著的暗示着革命斗争的《暴风雨中海燕之歌》正在《生活》报上登载着，不久这篇歌词又为全俄所传诵，在人人的口头上唱着，《生活》报因此被当道禁止发行，其伟大的力量可以想见。他用寓言宣传革命，简直好像即在检查员的面前传递“危险思想”！这在当道看起来，无异小学生们当着他们的教师做鬼脸！可是高尔基之倾向于革命，虽极明显，当道要抑制这样的一个劲敌的欲望，也极殷切，却总抓不着具体的实据，作为把他定罪的藉口。固然，当时俄国的统治者对于冒犯他们的人，整千的充军的充军，拘囚的拘囚，横行无忌，无须经过什么法庭的审判手续。假使高尔基不是一个过于负重望的人物，使他们难于措手，那他们也要无须踌躇的用同样的辣手段，来对付他了。此时全国人都感觉得高尔基的生命和自由是极可珍贵的，都极力想法卫护他，他此次之被捕，就是在有势力的一般人看来，也为之震动。据警察总监公署的报告所述，当时为李温自杀周年的纪念会并未开成，因为在开会的前夕，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公民特与省长商洽，临时开会议决将此举取消。他们的主要动机是鉴于高尔基对于此事的关联太密切，如果一定要举行的话，恐怕对他的生命有危险。警察方面也知道他们虽然日夜监视高尔基的住宅左右，虽有侦探暗随着他的一切宾客，他们在他的住宅门前仍不能寻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因为各种革命的党都很谨慎的不使高尔基受着他们的牵累。此外还有私人替他营救的，托尔斯泰在他未被捕前曾见过他，此时也替他写信给奥登柏斯基亲王（Prince Oldenborgsky）及内政部的麦斯基亲王（Prince Svyatopolk Mirsky）说项。托尔斯泰写给奥登柏斯基亲王信的内容如下：
“亲王殿下：作家高尔基（他的真姓名是阿勒赛·皮西科夫），我和你在去年曾经谈起过，他的作品你尤其喜欢看，现在却陷于可怖的境地了；他被当道强使和家属分离，强使他和即将分娩的夫人分离，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就被禁在尼斯尼诺伏格拉的牢狱里，牢狱里不合卫生的情况是很可恐怖的，尤其是像他这样患有肺痨病的人。
“他的夫人和朋友们知道我爱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家的天才，叫我尽力帮助他们。我现在特来请求你，希望你肯尽力拯救他和他的家属，使他们得脱离这样可怖的境遇。我深信你不致避却这个行善的机会。敬对你致无限的敬意和忠诚。
托尔斯泰。”
当道对于拘在狱里的高尔基，不得不与以优待，但最先他仍尝着官僚式的俄国的小小的专横滋味。例如关于外面寄给他的信件，不是送得迟延，便是索性不为送到。有一个名叫罗德（T. Rode）由柏林寄给他一信，顺把他在俄国被检查员禁止刊印的作品，拿到国外来印行，这封信他就未曾收到。又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俄文部主任露生索（Herman Rosenthal）也有一信给他，告诉他他所著的《歌尔狄叶夫》（"Foma Gordeyev"）很得到美国群众的欢迎，这封信他也未曾收到。高尔基不得不写张条子向狱吏提出抗议。除了这个抗议之外，他在狱里的行为倒也和和平平的。几年以后，有尼斯尼诺伏格拉的革命青年也被关入这个监狱里面去，咆哮喧闹，不服劝告，白发的老狱吏往往用着一种有效的说法训诫着说道：“你真不怕难为情！高尔基先生也曾经住过这个堡垒——却不像你一样，却像一个作家！讲到政治犯，他当然比你重要得多了，这是我所敢断言的。哼！你！”这些青年犯人听了也就平静下来。
狱医接受高尔基夫人的请求，替高尔基诊了病，宣布他的病状还算好。其实依这个狱医的报告，简直暗示监狱的管理对于高尔基的健康只有良好的影响。高尔基夫人不肯罢休，向检察官请求重验。此时警察总监公署大概因为托尔斯泰的说情已到的缘故，便准许了她的请求，于是派了七个医生组成委员会，到监狱里重验高尔基的身体，结果报告说他的肺部极弱，因此把他释放了出来，惟仍受“特殊的监视”。关于此事，高尔基写给托尔斯泰的谢信里，也曾有说及，兹撮译其内容如下：
“多谢你替我说情。我已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受着‘家内拘禁’，这从我的妻子即须分娩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狱里仅有一个月，我想对于我的健康尚未有什么损害。这件事对于我妻的健康也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大家都好。关于此事的审查，还未完毕，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大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他们大概要把我从尼斯尼诺伏格拉驱逐出去，并使我受警察的监视。
“我要重申我对于你的谢意！我累你牵入这个漩涡，很觉得不安……受‘家内拘禁’，真是一件异常滑稽的事情！在我家的厨房里有一个警察，在甬道里又有一个警察，在门前街道上又有一个警察。就是这几位警察，他们看到自己所监视的人，不但不想逃走，而且也不愿离开，也不禁觉得好笑……”
果然，他出狱之后，当道不愿意他仍住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于是把他由该处放逐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名叫阿萨玛斯（Arza-mas）的里面去，因为这个小镇地方小，易于监视高尔基和来访问他的人。同时本地省长呈报内务部，说“禁止皮西科夫在尼斯尼诺伏格拉居住，是绝对需要的，因为他在该处对于工人所有的势力，很容易作某种方式的表现，很有妨碍于公共的安宁和秩序。”
高尔基很泰然的接受当局的放逐。阿萨玛斯是个安静而偏僻的地方，高尔基反可利用这个机会多写些作品。他除埋头于著述外，有时还享受几个朋友如安得列夫等以及几个凤毛麟角似的本地人物的访问，他们不管那些怒目注视的警察，仍冒险来看他。此时高尔基写给丹诚谷（Nevirovich Danchenko）一封信里，曾经说起：“他们派定了几个侦探来监视我。他们里面有几个还不算坏；他们来和我谈天。别的几个，就在几个窗前踱来踱去。我对于他们里面的一个遥喊着问道：‘你是个侦探吗？’他回答道：‘不是。’我再喊道：‘你撒谎，你是个侦探。’他再否认道：‘不是，敢质上帝，我不是。’我问道：‘你对这个职务做了好久吗？’他回答道：‘不怎么久。’”
当时高尔基的健康状态，却一天一天很明显的恶劣起来，他呈请内务部准许他到克里米亚去暂住，以资疗养。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他得到允许，可往克里米亚住到第二年的四月为止。惟不准在耶尔塔（Yalta）勾留，大概因为该处地点居中心地位，而且接近皇族的夏季别墅。
高尔基和尼斯尼诺伏格拉的告别，被他的本地的崇拜者利用为宣传政治的机会。在和他作饯行的席上，有许多人大作激昂慷慨的革命演说，最后殿以革命歌。在他乘火车离开尼斯尼诺伏格拉的那一天，有数百人聚集在火车站上，高呼欢送，高唱犯禁的歌，并于秘密中分散小册子，在里面把高尔基称为“傻子的勇敢”的保护者。警察总监公署的报告，对于此事有详细的叙述，详载当时群众的行为，所唱的歌，所呼的口号，在离开车站之后，在大街中继续唱歌高呼，和所经的道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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