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和高尔基很有关系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发生的惨案之前——即所谓“红星期日”的一件惨案——请先略述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间的俄帝国的大势。俄帝国因欲在各帝国舞台中争一席地，不得不鼓励资本和工业，但因过分勉强的扩充，和国内落后的情况不能作相当比例的推进，反使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大受其苦。受政府鼓励而发达的新兴工业，不久即因缺乏市场而日陷困境。占全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民因苛捐而赤贫，又因所分土地的不敷和耕种方法的窳陋，对于高价的商品当然缺乏购买力，工业便没有出路。依逻辑的步骤，其势只有改进一般人民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地位，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民却是推翻专制政治的催命符。于是俄帝国政府乃选择一条似乎比较容易的路走，那就是对中亚和远东开拓领土，掠夺新市场，以作推销商品的尾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个政策居然一帆风顺的向前做去：俄国的边疆很令人惊异的接近了英国的印度，俄国的太平洋沿岸也更往南开展。到了一九〇三年的末了，俄国的势力已蔓延于南北满洲，由尼哥拉第二亲身的指挥，竟向朝鲜侵略。日本视满洲为它的势力范围，看见俄国这样愈逼愈紧的侵略，当然引起愤恨。但俄国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不以为意。后来日本因不能再忍受俄国的拖延和傲慢，开始战事，此时俄国朝廷无不冷笑小岛国之太不自量。陆军部大臣库洛勃钦（Kuropatkin）就说此次的战事不过是“军事的游行”罢了，其轻敌的气概可见一斑。在俄国的国土开拓者看来，简直把此次的战事视为进一步侵略的机会，想到所想象的未来的结果，简直垂涎三尺！只有财政部大臣威特（Witte）为此事担心，但是和他的悲观相抗的势力，却有内务部大臣普列夫（Plehve）对于沙皇黩武主义的热烈拥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利用国民对于对外作战的爱国心的狂潮，消灭反抗政府的行动，专制政治可由此获得新的胜利——他把此次战事的胜利必归俄国，视为一件不成问题的事情。
此次战事却是俄帝国的试金石。战事的结果，暴露了俄帝国的民政和军政当局的无用，腐败，和落伍；很明显的表示给世界看，专制政治的俄国原来是一只纸老虎。日本在陆上和海上都得了胜利，俄国最后在事实上的损失是全部的舰队，数万的生命，南满铁路，旅顺和大连，萨克赫林（Sakhalin，亚洲鄂霍次克海Okhotsk中的一岛）的南半部，以及在亚洲欧洲的威望。在国内，因此次惨败而愈益增剧的艰难困苦，使全国团结起来反抗愚蠢无用的统治。在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的两年间，俄国无时不在扰乱中，各处工人的罢工，海陆军的哗变，农民的暴动，专业者的纷纷会议，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都蓬蓬勃勃的起来，一致的要求专制政治非去不可，必须代以立宪的政府。
各种革命的政党都一日千里的向前发展，尤其是社会革命党，该党的斗争的组织，执行了许多恐怖的举动，在他们所杀戮的人物里面，一时炙手可热的普列夫（内务部大臣）和塞尔基（莫斯科总督）也在内。这个运动到一九〇五年的十月，达到了最高峰，空前大规模的全体罢工发生，强迫尼哥拉第二不得不下诏允许立宪的民权自由。
所谓“红星期日”的惨案，就发生于这段虽短而却多事的时期里面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发生的地点在圣彼得堡，和高尔基发生了很厉害的牵连。在那一天，有一大队工人打算步行到冬宫，把请求宣布立宪的呈文递给沙皇。这些工人并不属于任何革命的政党；说也奇怪，恰恰相反，他们原来是由警察总监公署特派劣迹昭著的萨伯托夫（Zubatov）出来组织，目的是要利用来反抗革命的趋势的。萨伯托夫曾在俄国各处做过试验，他所试验的计划是鼓励工人有经济的组织，然后利用这种工人的经济组织来反抗政治的集团。差不多没有一次他不失败，因为要强把经济的要求和政治的要求分开，这个界线是很模糊的，一遇着现实的状况，这个界线就要消灭的。这次在圣彼得堡的试验，便是作法自毙的一个显例。这个组织的领袖是一个忠心的牧师，名叫葛朋（Georgi Gapon），他是很热诚的忠心的依照萨伯托夫的计划干去的。到了一九〇五年的一月，葛朋和他的一班工人都有了觉悟，觉得俄国在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惨败是由于同一的恶因所造成——都是由于专制政治和它的无用的腐化的种种机关。于是在一月十六日，有一个兵工厂罢工，罢工风潮传播得很快，罢工者共递一个呈文给沙皇，措辞直率而委婉，申述他们生计的困苦，请他准许由全国各阶级选出议会。他们在这个呈文里，并请求沙皇设法救济一般人民的贫穷，无知，以及在法律上所缺乏的能力，并请禁止资方对于劳力的压迫。该呈文的结句有这样的很激昂的几句话：“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末走向自由和愉快，要末走向我们的坟墓。”
当时当局曾经得到通告，说明一大队工人要集队往冬宫去，目的是要把请愿的呈文递给沙皇。在当局方面也没有出令不准这队工人出行。在一月廿二日的这个星期日，便有整千的工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小孩等，持着十字架，圣像，沙皇和皇后的画像，由京城的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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