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三月十二日，即高尔基的被选宣告无效的后一日，内务部副大臣特为此事召集学部副大臣及警察副总监等开会讨论。结果因内务部大臣恐怕表演这个剧本时，观众要乘这机会对于康斯坦丁大公爵的专擅行为表示抗议，所以出令禁演。该剧院经理丹诚谷尽力和内务部交涉，他的理由是关于表演各剧的座位已被预定，倘将此剧抽去，等于违背合同。除此法律的观点外，他还与内务部副大臣麦斯基亲王（PrinceSvyatopolk Mirsky）作恳切的谈话。幸亏麦斯基在当时的俄国官僚中算是特别开明和宽大的人物，谈话完毕之后，他答应代向内务部大臣说项。结果准许先作试演，由各大臣，他们的夫人，和他们的亲友等先看看如何再说。试演的结果，很使他们感觉兴趣，尤其是讲究交际的太太们。于是这个剧本便被正式准许开演了，但是丹诚谷于千辛万苦弄得开演之后，困难的事情仍未终了，他又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原来圣彼得堡的提督克雷基尔将军（General Kleigel）出了命令，叫武装的警察在该剧院的门口收票，除有预定座位的人，一概不准进去。（据丹诚谷承认，每次表演，确有五百人左右未预定座位而临时加入的。）观众看见这些雄赳赳的“飞虎”，都感觉得恐慌，丹诚谷看形势不对，就叫这班警察出院。此事非同小可，简直是和炙手可热的克雷基尔将军对抗了。丹诚谷被这位怒气冲天的将军召去说明理由，结果仍由警察收票，不过改穿常服，以免引起误会。据丹诚谷说，当时观众也体谅该院经理的困难，没有引起纠纷使他难堪的示威举动。
一九〇二年四月，高尔基被准许居住克里米亚的时期已满，被迫迁回阿萨玛斯的小镇中去。丹诚谷不得不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去和高尔基商量关于他在监禁中所写成的剧本《下层》怎样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表演。当年十二月，此剧表演的结果，获得观众热烈的欢迎，结果很好。第二年二月间，当局禁止此剧在任何皇家剧院及各省表演。其实这个剧本的内容，就是当局也寻不出有什么在政治上或道德上犯禁的东西，他们所唯一畏惧的是高尔基的革命的人格，和这种人格对于民众的力量，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究竟怎样，反而不是他们所注意的。当时俄国的读者和观众，对于高尔基的作品，往往能于字里行间看出著者自己所梦想不到和检查员的锐眼所看不出的东西。这个剧本正在表演的时候，刚巧高尔基为着这个剧本受到俄国一种最荣誉的文学奖金（格立鲍叶笃夫文学奖金Griboyedov Prize），在几个月前，他也曾经为着《华丽的市民》剧本，受过这同样的奖金。
无疑的，此时的高尔基已成为革命的俄国和顽旧的俄国斗争的象征。革命的运动显然的费了高尔基的许多精力和时间，他所得的报酬便是有了出路“公式”的安慰，有了努力的目标的安慰。他对于这个“公式”，渐渐的愈有了彻底的研究，在他的言论上或作品里也愈有了明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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