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处，同向着冬宫列队进发。这些一群一群的人民，都是手无寸铁的崇拜沙皇的百姓，不料当大队向前进行时，当道竟以枪林弹雨来对付，终于达到宫前广场上的人已很少了，即此少数人到了的时候，当道竟仍用同样的残酷手段对付。圣彼得堡道路上的白雪，已被沙皇的忠诚的人民的血溅得殷红了，这殷红的血使一般人民醒悟，使他们深切的感到信任沙皇是他们的愚蠢；从此以后，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不再存此幻想了。此时的当道，对于十二年后大获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实有促成的大功绩！
高尔基到圣彼得堡，是在这个惨酷的星期日的前三天。他到该处的使命，在他所起草的那篇宣言里，已说得很明显。他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被捕入狱，他起草了这个宣言，也是一个原因。这篇宣言是于急促中草草写成的，劈头就说：
“我们，在本宣言上签名的同人，认为依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不得不把下面的事实，宣告俄国国民及西方各国的舆论界：
“我们知道圣彼得堡的工人已决定于一月廿二日集队往冬宫去，目的是在谒见沙皇，呈递改造政治的计划书。
“我们又知道这些工人不过是作和平的请愿表示，并不含有革命的色彩；他们仍信仰沙皇的权力，希望他能对于他们有信任心，赐予接见，并静听他们的恳求。
“因此我们特于一月廿一日的晚间往访内务部大臣，为避免流血惨案起见，请他下令禁止军队于第二日在街上布防，并容许工人对于他们的沙皇自由谈话。
“我们为着这个目的去谒见内务部大臣，不料到内务部的时候，该部中人说内务大臣不在里面，叫我们去见副大臣黎得索夫斯基（M. Rydzovsky）。黎氏起先也拒绝进谒，后来才允准我们见他。听完我们的请求之后，他说这件事和他无涉，表示很淡漠的耸耸肩走了。
“随后我们往见国务总理大臣威特（S. J. Witte），把同样的意思向他请求；那就是下面的几层意思：必须把工人的和平的心意，告诉沙皇及内务部大臣，使他们明白真相；应该容许工人把他们对于改造国事的计划书呈递沙皇；军队和警察不可干涉工人面谒皇帝，否则我们深信流血惨剧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深信这样的结果必将酿成报复的自然心理——那就是要激起工人方面的恐怖行动，使该项行动有广播的倾向。
“威特回答我们，说麦斯基（内务大臣）和柯可夫哲夫（Kokovtsev，财政大臣）对于国事的报告，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准确，而且依他的意见，皇帝一定也已得到关于工人意旨的报告，最后他说他没有力量对我们有所协助。
“我们请他代向麦斯基接洽，可否允许我们和他晤谈一次，这个请求威特答应了，他就当着我们面前用电话和麦斯基商量，说有一群作家和科学家的代表要去见他，意在讨论一月廿二日也许会有的流血事件，并讨论如何阻止这种不幸事件发生的计划，能否准许接见。麦斯基的回音是不肯接见我们。”
这个宣言接下去就叙述当惨案发生的那一天，他们（即在宣言书上签名的同人）所目击的惨酷情形，最后有下面这样很严重的结束：
“我们觉得不得不向全俄国及西方各国舆论界作如左的宣言：
（一）我们曾经警告内务大臣麦斯基，对他说明工人的和平的用意和镇静的心理，工人对于他们所欲进谒的沙皇具有完全的信任心；
（二）我们曾经请求内务大臣勿任军队到街道上去；
（三）我们曾经说明须使沙皇明白此事的真相，并使他知道必须容许工人到宫里去，并倾听他们的请求；
（四）工人的行为实在很和平，并未向军队有挑衅的举动；
（五）军队的指挥官并未预先发出警告叫群众分散，即下令对人民开枪射击。
“这样对付工人的队伍，我们依良心上说，除认为是有计划的预先布置的残杀行为，没有别的名称；因此我们，在本宣言书上签名的同人，要在全俄国的国民和西方各国舆论界之前，宣布内务大臣麦斯基的有意的，无故的，无人心的残杀俄国群众的罪状。
“又因为尼哥拉第二也曾于事前得到通知，明知无辜被军队残杀的人民的和平用意，乃于明知真相之后，仍纵任军队之残杀，我们也要宣布他残杀和平无辜的人民的罪状。
“同时我们还要宣言，这种暴行不得再被容忍的了，我们愿唤起俄国的全体人民，用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起来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当道探悉这个宣言是出于高尔基的手笔，于是于一月廿四日在里加城（Riga）把他拘捕，第二日关在彼得堡罗炮台。当时高尔基被加以几项严重的政治罪名。警察公署有意罗织，对政府当局报告，说高尔基所参加的那个代表团是个“临时政府”，在“红星期日”的前夕就开始施行职权，后来并多方煽动全俄武装暴动，甚至纷派代表到国外进行勾结。高尔基的罪名，除了参加这个“临时政府”之外，还被控在“红星期日”及在此日之后，曾在圣彼得堡的各种会议中作煽动的演说；又被控偕同四百五十六人签字于一个宣言书上，这宣言书就在“红星期日”的晚间在自由经济学社的会议席上散发的。这宣言书的末了是鼓动军官们“脱去他们的制服，放下他们的军器”。
关在炮台里的高尔基，曾经被检察官提审过三次，每次的供词都有详细的纪录，至今还保存在俄国警察公署的档案中。他当然不能把全部分的真实，都告诉他的拘捕者，但是有许多答语却是很明瞭而直率的。他承认，对俄国全体国民及西方各国舆论界的宣言，确是他一人所作的；并承认他的原意是要送一份给麦斯基，并把这宣言送登圣彼得堡的报纸上。他也承认，要推代表团去谒见内务大臣的意思，也是他所发起的。检察官问到他为什么在惨案发生的第二日就离开圣彼得堡到里加去，他用来解释的理由，说是因为他当时刚知道“他的亲密的女亲戚玛利亚生了严重的危险的病症”。他所说的这位玛利亚，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个女伶，成为他的一位挚友和助手，这个女伶因为做了他的非正式的夫人，后来高尔基在美国大受其窘，这是后来的事，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的谈到。检察官又问到他所起草的宣言，措词何以那样激烈，高尔基所说的理由，是因为他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目睹军队残杀无辜民众的可痛印象，在动笔时仍历历如在目前，甚至在旁看热闹的女孩男孩，也被排枪或枪刺当场弄死，惨不忍睹；他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感到异常的悲愤，就在这样的心境中，拿起笔来写就这篇宣言。他承认当天夜里他确到自由经济学社里面去过，意思是要在该处寻得几个人加入代表团，并要讨论讨论他所起草的这篇宣言。他只寻得一个人，就把这宣言交给他。后来警察所得的这篇宣言稿子，是在克得林律师（Kedrin）身上搜着的，但高尔基说当时他所交给的那个人并不是克得林。高尔基并声明，他在自由经济学社里仅耽搁了几分钟，否认曾经在该社里演说过。
高尔基的供词中对于他在自由经济学社中的行为说得这样简单，其实不然。史弗科夫（D. Sverchkov）所著的回忆录（《革命的黎明》），对于“红星期日”晚间的这个聚会，曾有颇详的叙述，据说：“突如其来的，在会厅的后面，立起众所见惯的高尔基的躯体，他对众宣言，葛朋有一位亲信的朋友要用他的（高尔基的）名义发一个宣言。在高尔基的旁边，他所说的那位朋友就立了起来，其实这个朋友就是葛朋自己，不过此时他的头发已剪短了，他的牧师的长袍也换了常服。他开始说话。他的面色苍白，现出激烈苦痛的样子。他的眼睛好像燃烧着。他的声音发抖。他说葛朋已设法从惨难中逃了出来，现在要用种种方法继续奋斗下去，并说葛朋已写好一封信给工人，这封信的内容，他可以报告给大家知道。随着他便朗读这封信，劈头就是‘亲爱的生死相共的弟兄们！’这封信的内容历诉沙皇的残暴罪状，鼓动工人加入公开的革命斗争。我后来探悉，这封信是由高尔基刚在该处起草的。这封信传遍了圣彼得堡，后来又加上工人呈递沙皇的请愿书和一月廿二日惨案的纪事，传遍了俄国。”以上是史弗科夫的记载。此外柏利（Addrey Bely）在他所著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lexander Blok"）对于此次会议也有描述，据说他当时也在场，亲耳听见葛朋起来说话，并目睹高尔基在他旁边，据他们告诉他（指柏利），这个化装的牧师就是由高尔基带来的。
史比利笃维区将军（General A. Spiridovich）在他所著的材料丰富翔实的《俄国布尔希维主义史》里面，对于高尔基和葛朋关系，也有下面的叙述：“当一群工人被葛朋领导着向纳发门（Narva Gates）进行的时候，忽有军队用机枪向他们攻击，葛朋即逃到教堂的院子里去，剪去他的头发，改换他的服装，随后躲在高尔基的寓所里。
在最后一次的审问中，检察官说，他的罪名是曾经用了书和金钱，帮助许多团体和个人。他承认，他平日很慷慨的帮助那些似乎有价值的请愿的人们，但是他所付出的款子是托人支配的。关于款项和款项支配的事情，他自己不清楚。最后他这样结束着说道：“我要重复的说，据我自己看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激烈分子——关于这一点，我从来不掩饰的，现在也不否认；我前几次的供词和我在文学上的工作，都有很充分的表示。但是我要郑重声明，我从来未直接参加过任何反抗政府的活动；依我的性格，我也自认没有参加此类事的能力。至于我起草这个宣言，那是因为我在一月廿二日目睹圣彼得堡街道上的惨状，在悲愤的压迫中写的。”
高尔基显然不愿在检察官面前表显他的英勇的真实行为，他有意装作坦白的样子，很机巧的把他自己参加政治行动的事实说得渺小不足道。但是检察官在这个长时间的审问完了之后，所下的判断仍然是很严重。他这样的判断着：“根据以上的情形，这个尼斯尼诺伏格拉染洗业工会会员皮西科夫，年三十五岁，所犯的罪名是于一九〇五年一月廿二日起草一个宣言，目的要把这个宣言广传出去；这个宣言的用意，是要鼓动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这个宣言的传播所以未成为事实，不过因为皮西科夫所希望的情况未能得到罢了。”接下去这个小题大做的公文便援引着法律上第几条第几项，说该皮西科夫应提到圣彼得堡的法庭里受审，审时须关着门，不许任何公共的代表参加旁听。凡是熟悉专制政治下的司法那样随意确定罪名的情形的人，听见这样不公开的审问，都已知道是凶兆的了。
当时有位律师名叫古鲁申柏（0. 0. Grusenbeg），向以在政治的审问中为政治犯辩护著名的人，他慨任高尔基的辩护，要求公开审问。他的理由是：“高尔基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出以诚实和坦白的态度，就是目睹人民的殷血溅在首都的街上，感觉到哀痛恐怖和愤怒的顷刻间，他所写的宣言，也显然的有意由他自己和代表团中其他各人共同签字。一个这样公开行动的作家，应有权利要求公开的审问，不应关着门秘密审问。”
高尔基的被捕，俄国民众的一切愤怒的表示，帝俄政府都置之不理，古鲁申伯的请求，本来也未必能发生什么效力的，幸而俄国民众的微弱的抗议得到西方文明各国的同情，加上有力的声援。在各国城市里，为援救高尔基而开的会议和表示，纷至沓来。法国文豪法兰斯（Anatole France）在公开演说中有一句话最能代表当时普遍的心理，他说高尔基“不仅是属于俄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法国名人由巴黎连名电慰高尔基，署名者有居礼，普恩嘉莱，法兰斯，白里安等等，并由克莱孟沙和其他法国名人组织一个团体来援救他，发出数千人签字的抗议书，反对俄国拘囚高尔基。荷兰主张自由主义的报纸“Payset Peuple”也发起这个运动。在德国，有一个戏剧，以高尔基的历史为背景，开始扮演。并由歌德学会等发出呈文请求俄政府释放高尔基。递给俄国内务大臣的一份，签名的就有一百六十九个著名的作家，科学家，新闻记者，戏剧家，政治家。意大利的国会也有许多议员请求本国政府设法向俄国政府援救高尔基。俄国对于此时的国外舆轮，所以不得不稍有所顾忌，是因为当时俄国战败于日本之后，威望已一落千丈，益以内部的纷扰，经济的困窘，正在渴望各国肯予以精神上及财政上的协助，故对于外国的干涉虽极为痛恨，亦不得不容忍，尤其是对于政治及财政同盟的法国。残酷无比的杜勒博夫将军（在红星期日惨案发生后，被任为圣彼得堡总督）曾满面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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