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自一九〇六年（三十八岁）离开芬兰，至一九一四年回到俄国的八年间，都是他亡命国外，同时为俄国革命鼓吹声援的时期。当他离开芬兰边境的消息传到俄国当道的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欣然视为好消息，好像放下了一个重担子似的。高尔基在俄国，实在是给与他们许多骚扰和烦恼的原因。统治者满心要抓住这个好管闲事的脚色，箝制他的言论和行动，但是终不能无所顾忌于国际的形势，终不得不顾到国外对于高尔基的无数的仰慕者，因此对他勉强加以原来受不着的优容。现在他既出了国，虽在言论和行动上比在国内时自由，但比在国内被民众拥为“义士”以与当道捣乱的危险，可减少许多。也许俄国当道早已预料到西方各国不久可以发现：在政治上的高尔基远不如在文学上的高尔基。
可是高尔基虽离开了俄国的边境，那根所谓“看不见的线”对于他仍不肯放松。俄国政府所派在国外的代表，仍须监视高尔基尽力破坏俄国专制政治的行为。俄国当时正在设法向国外借款，而所遇的时期却很困难：正和日本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内最近又有了扰乱，高尔基对于俄国现状的痛恨又作公开的宣布，对于革命运动作异常热烈的拥护，吁请各国予以同情与协助，对于国外借款给俄国以撑持专制政治的生命，尤作激烈的反对。凡此种种，在俄国当道，当然不能忽视的。尤其使得俄国当道感觉困难的，是高尔基的声音不是在旷野中的号哭，却有俄国以及西方各国的自由主义和激烈派的无数名人桴鼓相应，对他作积极的声援，这力量是异常伟大的，怪不得俄政府对他那样的担心愁虑，不肯放松！
高尔基在柏林，替俄国的革命运动增加了不少的力量。德国人设宴欢迎他，推崇他，不仅把他看作一个有名的作家，简直把他看作正在挣扎奋斗中的俄国的象征。后来他由欧洲到美国去，欲求得美国对于俄国革命运动增加好感，并在经济方面求得他们的赞助。这件事本来也有很好的希望。当时美国的舆论，对于俄国对日本的战争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表示极端的反对。自从“红星期日”的惨案发生以后，高尔基的名字就时常很显著的发现于美国的报纸上，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当他被拘禁在彼得堡罗炮台里的时候，美国前进的各报主笔（例如《世纪》“Century”）杂志的主笔吉尔得（Richard WatsonGilder），《史克立纳》“Scribners”杂志的主笔史克立纳（CharlesScribner），《赫迫》（“Harper's”）杂志的主笔爱伦（W. C.Allen）等），都宣言他们愿加入柏林《民族报》（“Nation”）的主笔柏斯博士（Dr. Theodore Barth）所发起的援救高尔基的运动。美国人对于高尔基的同情，于此可以概见。所以当他初到美国之后，宴会和公开的会议，简直一大串的预先排好日期准备举行，有许多名人都预备参加。美国的文学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豪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代表美国文艺界参加欢迎他的盛宴，同时盛传卢斯福总统也打算请他到白宫里去赴宴。
这样一来，“看不见的线”又大忙而特忙。驻美的俄大使馆赶紧想种种方法来破坏高尔基的个人信用，藉以抵抗他的势力。他们先对移民局官吏糟蹋高尔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劝他们不要许他上岸，但这个计划失败了。他进口时，当局依向例问他是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律及秩序的仇敌，高尔基回答他们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拥护法律及秩序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反抗实际等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沙皇政府。俄大使馆在此计失败之后，又设法讽示美国报界，说准许募捐以购买军器反抗友邦的政府，是不应有的事情。对于俄国革命热烈拥护的马克·吐温力辟此意，他提醒美国人不要忘了当他们自己革命的时候所得于法国的帮助。这样俄大使馆的诡谋又失败了。随后由圣彼得堡发出一个专电，警告仰慕高尔基的人们，说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改造家，并且是一个危险的拚命的“社会革命家”。这个恐吓仍旧不能发生效力，因为在一九〇六年，所谓“革命”这个名词，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不足为奇的了。于是俄大使馆乃施用毒计，看透了美国人对于性的道德多所顾忌，便就这个最易进攻的一点做工夫。他们实行这个毒计的办法很简单，只须传出消息，说随着高尔基来美的那位高尔基夫人实际是安得列伐夫人，她和这位作家的关系并未经过教堂的核准，依法并非正式夫妇。这样一来，他们的目的居然达到了。因为这一桩小小的消息，高尔基在美的名誉竟立刻一落千丈，跌到零度。我们只须看当时美国几天内的报纸，便可以看出高尔基在此短时期内怎样的由被群众极端的推崇而一跌至于大受群众的唾弃。他于四月十日到美的时候，受美国人一致的热烈欢迎。各报都在第一页用大字登载这个新闻，当日到码头欢迎的人，有的报说千余人，有的报说数千人。报界对于这位俄国的嘉宾和他的“年青而妩媚的夫人”，都记载得异常的起劲，自访员的详记，以及漫画，时评等等，都充满了各报的显著地位。《世界日报》（“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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