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着高尔基由一个漂泊者一步一步的演进而成为一个作家，在这过程中还有别的眼晴也在注视他，作严密的监察。所谓由“中央蜘蛛”所开展出来的一根“看不见的线”，对于他们的无数被牺牲者的里面的一个，最初名叫阿勒赛·皮西科夫，在护照上写明尼斯尼诺伏格拉洗染业公会会员，后来加上了作家的职业——这两种资格就使他成为双料可疑的人物——始终不曾放松过的。俄国的警察对于他的注意，可谓无微不至，关于他的一举一动，自从他在喀山参加糕饼店的时期起，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止，在他们都有纪录，这是后来替高尔基作传记的人所不得不感谢的。由俄帝国的各处地方，后来并由外国的各处地方，都有许多秘密和公开的监视者，纷纷把报告好像雪片飞来似的呈送到圣彼得堡的警察总监公署，一一归卷起来，这里面都是报告高尔基的行动。这里面有一部分材料，现在已由苏维埃政府的案卷贮藏处刊印了出来，成为高尔基传记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不过其中有的地方不免出于过分讨好的监视者的神经过敏的想象。我们在本编里要追溯高尔基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关联，这是在他的传记中最可注意的一段。
我们在上面己经知道，高尔基并非生在一个普罗列塔利亚或有革命意识的家庭。他在儿童时代所常亲近的外祖父及两个母舅，都是属于畏惧上帝及沙皇的中下等阶级中的手工业者；俄国的反动集团所谓“黑色百人团”，它的团员就是由这种阶级中招募得来的。他在儿童及青年时代所就过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其中的雇主以及同事们，也等于“华丽的市民”的一类。就是他在流浪时期所接近的漂泊者以及“曾经做过人的动物”，既不能算为普罗列塔利亚，也不能算是有革命性的。高尔基能加入普罗列塔利亚做一分子的资格，唯一的根据，只因为他在十几岁时候在喀山的糕饼店里做过学徒。其实他的这种资格，最近才由糕饼业工会加以正式的核准，送给他一张“名誉的糕饼匠”的卡片。
但是我们在上面也已经知道，高尔基从幼年起就是一个“叛徒”；他的一生的格言是：“我到这世界上来，是来反对的。”环境不但不能使他屈伏，反而激起他的愤恨和仇视。在俄国的惯例所认为对的种种习惯，如鞭挞妻子，狂饮纵欲，发誓，造谣毁谤，欺骗，无可享乐的恶习等等，在他都一概不承认是对的。他对于这些惯例都认为不正当，而且在沙皇的时候就实行反抗，往往因此激起前辈的狂怒，受着他们的鞭挞。他既反对这些惯例，所以对于凡是和“现状”不同或反抗“现状”的任何事物，都引起他的恳挚的同情；有了这种态度，当然要受着抱残守缺的顽固派的斥责和困窘。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很热切的偷听到别人耳语关于刺杀亚历山大第二的事情，自从这个时候以后，他就时时注意到秘密的革命运动。五年之后，他在喀山，对于这个重大的冒险事业的热心，已被“中央蜘蛛”所注目，从此以后，这个“中央蜘蛛”所放出的一根“看不见的线”，就无时无地不紧紧的跟在他的后面了。
到了一八九九年，高尔基三十一岁，他在文坛的胜利和声誉，已达到高度，警察署把他暂住在圣彼得堡的行踪也纪录了下来，并记述他在当时是知识阶级的注意所集中的人物。警察总监公署因高尔基在政治的意义上一天一天的成为更重要的人物，很觉恐慌，尤其是在他的本乡尼斯尼诺伏格拉，在该处他被人视为革命的工人，学生，以及驱逐出境的政治犯的中心人物。据警察署所截取的由他的本乡寄出的信件，里面提到高尔基，都尊他为“青年俄国的政论家”，认为是“梦睡数百年后开始醒悟的自由的俄民之民治主义的代表人”，又认他为“时代——复兴的时代——的特征”。警察总监公署训令尼斯尼诺伏格拉的警察署，叫他们对于高尔基加以严厉的监视，尤其要注意监察他对于青年大学生们所发生的关系。在当时的俄国大学校，的确也值得当道的恐惧，因为大学校里常潜伏有革命的种子。当道对于大学生的管束，不可谓不严，强迫他们须穿制服，对于他们无论任何提案或组织，总是一概的禁止，因此反而激起他们的不满和怨恨，到了十九世纪的末了，形势一天一天的愈益紧张了。一八九七年，有一个大学女生名叫玛利亚（MariaVotrova）被拘囚于彼得保罗炮台，在该处她在神秘的情况中自杀。当道对于她的死，严守了十六天的秘密，然后才通知她的家属，说她将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烧死。大家都疑心这个女生的死是由于强奸和强暴而送命的，这件事变更为学生界愤怒的导火线。全俄国各处的高等学府都发生扰乱，到一八九九年，参加者有三十个大学，大学生人数已达二万五千人。大学校的当局又往往和政府当道狼狈为奸，因为这个缘故，每使原来仅属本地及学校本身的问题，竟扩大到很大的范围。各校的校长动辄招到警察和军队来校强迫上课，强行解散学生的开会。有的时候，高加索人充当的骑兵，竟来冲击正在聚会的成群学生，用镶有铁尖的皮鞭，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横施惨酷的乱打。大学校的当局和帝俄政府对付学生都用笨拙的严厉手段。政府甚至颁布命令，强迫闹事的学生当兵，这件事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就是军人方面也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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