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的告诉《小巴黎报》的访员说：“高尔基不至于被枪决或绞死，因为俄国的法律不许有这样的责罚。”这个满面笑容的将军忘却说起的，是帝俄政府对于政治的案件早已将“俄国的法律”搁置不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帝俄政府很显然的受着外国舆论的压迫，不得不对于它的仇人采用比较宽容的态度。
在狱里的高尔基的健康需要严重的注意。他对于入狱这件事，不算作一回事，泰然处之，不以为意，反利用这个平日不习惯的闲暇来写一个剧本《太阳的孩子》，纵声大笑，大说其笑话。炮台里的官吏和他的同伴的囚犯，都为之惊异。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孱弱了。他近来的经历对于他的磨难，加以玛利亚的剧烈的病症，他在里加被捕时，被迫和她分离，这些事实，对于他的健康，都有不好的影响。他在狱里简直不知道玛利亚在什么地方。至今在警察公署的文件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是高尔基在狱里写给康纳吉塞医生（Dr. Kanegisser）的电报，内容如下：“关于玛利亚的健康的消息，我一点都不知道。她现在何处？在里加呢，还是在你的疗养院里？”这个电报曾经发出去了没有，无从查考；永远潮湿的炮台里的当局对于高尔基的肺病有何疗治的办法，亦不得而知。每隔几时，高尔基的夫人嘉特丽娜被准许带着她的七岁的儿子来看他。他的朋友并且是他的“文学经理人”（即替他照料出版营业等事的人）裴尼资基，也每隔几时被准许来看他。炮台里的医生曾对高尔基诊察过，断他左肺上部有肺炎病。
依警察公署的命令，高尔基由炮台移押到看守所里去，炮台司令曾把高尔基的两本稿簿送到警察公署里面去，在这两本稿簿里面，高尔基写着他的“悲喜剧”——这是这位司令对高尔基的著作《太阳的孩子》加上的分类，并附着一个字条说：“因为皮西科夫的字写得精致而不很看得清楚，我不能很仔细的读他的文章内容，但是经我迅速浏览一遍，以为这是应该经过检查的。”高尔基被捕在一九〇五年的一月廿四日，直关至三月五日，才准许交一万卢布保出。这笔款子是一位富有资财而对于高尔基特别崇拜的奇人穆洛索夫出的。最初当局叫高尔基签字担保不离开圣彼得堡；后来总督又把他逐放到里加去。
生着病而不能安静下来的高尔基，不等到官方的准许证，不久就自动的离开里加，到克里米亚去。三月廿二日莫斯科的县长有电报给警察公署报告：“今日下午三点钟皮西科夫由里加到莫斯科。他想在此处勾留五天。我以为他在此处的勾留是绝对不适宜的。请即电示何人准许他到莫斯科……并希请示内务部大臣。”内务副大臣立赛夫斯基立即复他一电如下：“如你觉得高尔基在莫斯科的勾留对于公共的安宁有危险，你可执行《防卫律》第十六条第四项。此间不知道何人准许他到莫斯科。”整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官署函电纷驰，调查何人对于高尔基离开里加这件事应负责任；他们并没有想到高尔基会不顾一切规律，不辞而行。最后还是裴尼资基替高尔基向警察公署递了关于此事的呈文，才把这件事的真相弄明白，在这个呈文里，裴尼资基这样说：
“皮西科夫生了肺痨病。此事曾由高尔新格医生（Dr.Golzinger）证明，现将他的证明书附呈。他被拘禁在彼得堡罗炮台里，以致肺病复发。自从他由这个炮台里被释放之后，他的肺病继续的增剧，并且开始吐血了。诊察过他的医生坚执的嘱咐他要到克里米亚去，认为到该处疗养，可使他的肺病减轻。关于这一层，许洛夫斯基教授（Professor Shchurovsky）亦有同样的意见，高尔基在莫斯科时曾经和他商量过；许洛夫斯基教授也出有证明书，现亦附呈备察。根据上述的情形，并鉴于病人的吐血继续不止，我们不得不尽量迅速的把他送往克里米亚去。我现受皮西科夫的委托，特呈请贵署，恳求准许他在克里米亚居住，俾在该处疗治，因为该处是在俄国可以医治他的危及生命的病症的唯一地方。”
三月十七日，警察公署通知克里米亚的宪兵队长说：“内务部大臣已准许作家皮西科夫暂时居住克里米亚，俾他可在该处疗治他的左肺的痨病，不过须注意一个条件，即关于他的私人的生活与活动，须受本地警察的严厉的监视。”
虽有这样“严厉的监视”，警察却忽略了卜鲁维区（VladimirBonch Bruyevich）对于高尔基的访问。在一九〇五年的春季，卜鲁维区受着列宁的委托来访高尔基，和他接洽把他的著作，连同其他几位名作家的著作，拿到国外去出版，由此得到的收入，就用为资助布尔希维克党的活动费用。当道对于高尔基的待遇，在当时总算是特别客气的了。但同时那位检察官却做了长篇累牍的控诉他的文件，呈送到圣彼得堡的法院里去。不过因为被告住在克里米亚治病，这个案件的审问一直延至三月十六日，而且在三月十九日，法院下令将此案无限期的展延下去，据说是“还须作更详细的审查”。在实际上此案就这样的马马虎虎的勾销了。这是舆论对于专制政治不可多得的一次胜利。
一九〇五年的夏季充满了革命的预兆。“红星期日”虽然过去了，但响应纷起，竟传遍了全帝国，响应的方式是罢工和暴动，焚烧产业，散见各处的对于地主和官吏的杀戮，社会革命党党人的有组织的恐怖行动，例如普登钦（Potemkin）巡洋舰在黑海中的叛变，便是许多骚扰中的一个例子。俄败于日后所订的丧权辱国的《朴次茅斯条约》，使爱国者痛心疾首，使自由派和激烈派对于满洲的牺牲，都如火上添油，悲愤填膺。主持交涉这个条约的威特反受沙皇的奖励，赏他以伯爵的尊号。民众提起他，就叫他做“朴次茅斯伯爵”，或“一半萨克赫林”（因为依这条约，俄国失去萨克赫林岛的南半部）。在满洲一败涂地的俄国兵士经过大平原向本国移动回来，那种狼狈的情状，苦楚的诉说，而一方面当局者之奸诈，怯懦，舞弊，腐化，在在都适足以增加民众的悲恨。十月到了的时候，俄国人所惯用的消极抵抗的方法用起来了，那就是空前的全体罢工，使得全帝国为之瓦解，简直陷入即将破产的危境，结果所得的胜利为多年革命活动所得不到的成绩。专制的君主亦不得不鉴于形势的严重，舍弃专制政治的特权，宣布实行立宪政体和允给人民以基本的自由权利，为着这种权利的争得，好几代的俄国男女奋斗着，甚至送掉了他们的生命。于是罢工停止了，万姓腾欢，作普遍而彰明的欢忭的表示。不过有一点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只要专制的君主仍握着充分的大权，虽准许人民得到他的赏赐，他的权力所受的限制也就很有限的了。其实在一九〇七年六月所颁布的谕旨，毁坏宪法，割裂选举法，都不足为怪，因为沙皇有权力给人民的赏赐，他当然也能够任意夺去。在《十月自由权利宣言》发表之后，在全俄国就开始由官方组织的对于犹太人，学生，以及凡是被疑有自由和激烈倾向的人的屠杀。这种客串戏剧开演之后的几个月，竟明目张胆的派军队到全国各处，设立军事法庭，换句话说，就是用格杀勿论的残酷手段，把所认为是嫌疑犯的，都迅速的结果掉他们的性命。
在这个夏季，高尔基住在芬兰的库俄卡拉（Kuokkala）。当时芬兰虽合并于俄国，地位降为俄国的一省，但芬兰暂时所享的政治的自由权利，仍比俄帝国任何其他地方大些。在该处，高尔基常遇着的朋友有画家勒宾（Repin），批评家斯搭索夫（Stasov），作家安得列夫（Andreyev），顾普林（Kuprin），史基搭列资（Skitalets）等；他并和许多芬兰人做了好朋友，其中尤其特著的是画家加伦（Axel Gallen）。警察公署得到报告，据说高尔基在芬兰所开的种种文学的和音乐的聚会，同时参加者还有其他俄国的激烈艺术家，玛利亚（即女伶）也在里面。高尔基在库俄卡拉于八月写完他的剧本《野蛮人》，这个剧本被当道禁止开演。高尔基所作的剧本，在开演时都使警察感到非常的麻烦。就是不触犯的剧本（就政治的意味说）如《太阳的孩子》，在那年秋季开演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也很使观众发生了很激烈的反应作用，发生愤怒叫嚣的现象。《太阳的孩子》在各处开演，例如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也激起过骚扰的。
在一九〇五年的最后三个月，警察对于高尔基的行动忙于侦探报告，实忙得不可开交，苦得走投无路！在十月宣布立宪的谕旨公布不久以后，高尔基便在圣彼得堡组织一个日报，名叫《新生活》（"Novaya Zhizn"），得到若干著名作家的合作，且有社会民主党的党人参加，例如列宁，卢纳卡斯基（Lunacharsky），爱维洛夫（Avilov），巴萨罗夫（Bazarov），洛恣柯夫（Rozhkov），还有该党的外国同志如考茨基，李普克尼希（Liebknecht），卢森堡（Rosa Luxembourg）等等也都来参加。这个报的名义上的主笔是诗人闵斯基（N. M. Minsky）。发行人是玛利亚（即高尔基所恋爱的女伶）；该报自第六期起，实际的主笔就是列宁。自第三期起，高尔基就开始登载他所撰的《关于矫饰的杂评》。关于皇帝谕旨里所宣布的言论自由，在这个《新生活》报上就有了很彰明的表现。第一期就被没收，随后也没有一期能逃避留难。闵斯基被捕受审，当局说他“散发传播的文字，意在推翻现政府和现社会的秩序”，结果把他拘入监狱关了一年。当年十二月十五日该报便停版了。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候，高尔基在各城逃来逃去，忽而要在圣彼得堡编辑《新生活》，忽而又在莫斯科察看十月的示威运动和十二月的武装暴动，好像有分身术似的，随处可以见到他。
高尔基既参加十二月的莫斯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赞助，这个事实势难久守秘密，所以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二日，他在圣彼得堡的房间被警察搜查。二月初，高尔基已在芬兰的首都赫星福斯（Helsingfors）。据秘密侦探部的泽拉薛莫夫大佐（Gerasi-mov）呈递给内务大臣的报告，说有芬兰的学生及红卫队用音乐和歌唱欢迎高尔基，他对于他们的欢迎，报以高声的呼喊：“芬兰的自由人民万岁！”他又被报告，说他曾在赫星福斯对俄国的学生演说。后来因他听到政府就要拘捕他的消息，便在二月间离开芬兰，到西欧去。
有一个莫斯科的制造家名叫许密特（Nicholas Schmidt），因为参加了上面所说的那个武装暴动的组织和赞助，被捉将官里去。当审问的时候，他把高尔基对于此事的牵连，竟和盘托出，使他的罪名愈益严重。据秘密侦探部的部长说，许密特证实高尔基曾为此事所用的武装等费，在许多地方诵读他的著作，由此所收到的入场费，有一部分即充作明目张胆的革命上的费用。许密特并承认曾借一万五千卢布助他办《新生活》日报。此外他又证实曾交给高尔基两万卢布，供作购买这次莫斯科暴动所用的军器的经费。在后来的审问里，许密特虽欲为高尔基洗刷，但已无效了。他在口供里，无意中承认曾在一个私人住宅里，参加过高尔基的对听众读他的著作的聚会（此次所读的是《太阳的孩子》剧本），听众每人付二十五个卢布，说明用作购买军器的费用。这样看来，高尔基赶紧离开赫星福斯而到西欧去，幸而走得早，不然，大祸又要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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