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因帝俄为了罗曼诺夫皇族当朝三百周年纪念，实行大赦，高尔基在这一年的一月间回到俄国，此时他已五十四岁了。他的回俄，很受俄国激烈分子热烈的欢迎。有一封用“莫斯科学生”的名义写给他的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你现在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此次回来，正是在我们从长时期的苦难的睡眠中将要觉醒的前夕……我们的希望，因春季之将到而愈益坚定起来，这是我们要和你共同遇着的春季啊。”他收到工人们送给他的无数的欢迎词。其中有一封是用“一群工人”的名义写给他的，这样说道：“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祖国，你的精神的工作，都要增加我们的力量，都能使我们，普罗列塔利亚们，抛去黑暗统治的可恨的束缚。”高尔基避免公共的欢迎会，到了几天之后，就退居于芬兰，在该处他住在一个夏季别墅，和麦资塔密亚基乡村（Mustamyaki）相近。
如同高尔基在一九〇六年秘密离开俄国一样，八年后的这个时候，他静悄悄地跑进俄国的边境，也未曾带有护照呈验，做那官样文章的手续，边境的警察又在瞌睡中被他偷着过去了。直到他已到了三天之后，已在芬兰了，警察总监公署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才申斥边境的宪兵，叫他们解释为什么容许他溜过去，同时训令芬兰的宪兵部，叫他们要严厉的监视高尔基。但是这个“严厉的监视”显然的太不高明，因为在高尔基到了该地不久之后，警察总监公署又须斥责该地的警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注意高尔基已离开过麦资塔密亚基乡村，到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后又静悄悄地跑回来，都未被他们察觉。但高尔基虽在这样神出鬼没的独往独来的自由行动着，在国外却传播着一种过甚其词的谣言，说他被俄政府所迫害，故在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工团主义斗争报》（“La Bataille Syndicaliste”）上有过这样的评论：
“最可恶的事，莫过于俄国专制的当道对于高尔基存着私见的痛恨。高尔基实为俄国的文学争得光荣，实足为文化的代表；而俄国的统治却代表了欧洲的最为声名狼藉的野蛮主义。高尔基现在是个有病的人，他在世的日子也许是可数的了，最近回到俄国去，原希望可以得到和平的生存，不再受迫害。他在事前并得到担保，因有了大赦，他以前的罪状原可以一笔勾销的，不料这些都是欺骗的话，都是俄国官僚设的圈套。一开始就有警察对他加以侮辱和监视，于是高尔基不得不再被压迫离开这个野蛮的土地……他的小说《母亲》仍被查禁……”
在事实上，高尔基的几个被控的案件虽从未经过官署正式的取消，但当道这番对于他确未加以留难。不过高尔基的名字却被反革命的人们作为吓人的工具。例如一九一四年二月，向来和帝俄警察狼狈为奸的柏林警察就因为卢纳卡斯基作了一次关于高尔基的讲演，被他们知道之后，竟被驱逐出境。在国内，警察当局对于高尔基的监视和探查，仍不肯放松，对于所收到的关于告发他的信件，无不归卷备考，并根据报告，加以严查。
可是到了这年的四月，据警察总监公署的当地报告，说自一月起对于皮西科夫虽作继续不断的监视，却得不到可以表示该皮西科夫犯有任何罪名的结果。对于高尔基的监视，似乎有放松的倾向。同年六月廿日，芬兰的宪兵队长也有报告给警察总监公署，据说高尔基已在克列佛洛（Kerevalo）村租定兰氏别墅，租期全年，并这样的询问道：“照这样的情形看来，同时并鉴于用警察监视高尔基的经费之浩大，我们是否还应该仍旧监视下去？”他所得到的训令，是叫他仍须每隔几时证实高尔基是否确在那个别墅里，并通令最近的车站站长，按时报告该队长关于高尔基的行踪。该队长得到这个训令之后，每两月即将高尔基的行踪呈报一次。在这一年里面，高尔基只有一次离开该村，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基甫（Kiev）作短旅行，因为玛利亚在该处的索洛夫特索夫（Solovtsov）剧院演剧。基甫的宪兵队长就有这样的报告：“据我们的探员报告，高尔基的寓所曾有本地的衣业公会代表来过，这些代表都被证实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问他对于此次战事有何意见，他回答说他不能有所表示，因为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其实在原则上高尔基对于此次的战事当然是反对的。但是警察当局虽用尽心机侦探，终未能指出高尔基有何“不忠”的行为。当时有些德国的报纸（尤其显著的是一九一六年二月六日出版的《汉堡自由日报》“Hamburger Fremdenblatt”）载高尔基因为公开演说，主张立刻对德讲和，被俄当局拘捕：这个消息固然不确。但他确在战时检查新闻可以放行的范围内，尽量的主张国际主义，他所办的《纪事月刊》（“Letopis”）就用了这样的态度主持的（该月刊第一期系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出版）。当时一般参战狂的人们，对于专制的俄政府检查新闻之残酷，还觉得无可恕谅地温和，把这个《纪事月刊》做他们的过分爱国心的攻击目标。警察总监公署对于这类攻击的文件，当然不愿意抛弃，都把它们归卷的归卷，剪贴的剪贴。像下面那样一封匿名攻击的信，也是其中之一，现略述其内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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