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嫌疑的，都严格的不愿迁就。高尔基有一次在信里，对于这些同志所著的文章汇集而成的一本书表示同情，他就得到列宁的一封很坚决的回信：“我宁愿使我自己分尸四段，不愿答应参加宣传这类东西的机关。”但是高尔基却仍然不懈地要设法使得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重新结合，一直到了一九一一年——即已经分裂了八年之后——他还在力劝开个全党大会。列宁不得不表示决绝的口吻了，他写信给高尔基说：“要我们和马尔托夫（Martov）一派的孟希维克团结吗？这是绝对无望的；这一层，我在此地（指巴黎）时已经当面和你说过。倘若我们竟为着这个无望的设计而布置开个会议，这徒然是一件侮辱的事情。（就我个人说，即仅仅和马尔托夫开个人会议，我也是要拒绝的。）”列宁从前虽和马尔托夫有过友谊，而且终他的一生，对于马尔托夫的智力是始终敬佩的——约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对高尔基说过：“马尔托夫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是多末可惜的事情？他是一个多末可佩的同志，一个多末洁净的人啊！”——但是一认为他在信仰上有了动摇，便斩钉截铁地不愿迁就，不愿和他妥协。有一次马尔托夫讥讽列宁，说在俄国只有两个布尔希维克党人——列宁和科尔朗推（Kollontay），列宁听了大笑，随着付之一叹。列宁一得到政权之后，他情愿运用各种的退让政策，比他今日的微小的承继者宽大得多了；但是当他正在组织革命的时候，他异常坚决地避开异端邪说，一点迁就都不容许。他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相信我的话啊，我们在目前所需要的是分化，不是团结！”
其实高尔基的文章从未在《普罗》报上发表过。他曾经投过一篇稿子，但因为内容有趋向理想主义的色彩，被列宁退回，叫他做过一篇，把异说删去，或投登别的刊物。因这件事，他们两位发生了争论，这个争论不但使他们两人的关系为之中断了一时，而且因此引起了纠纷，使布尔希维克一党的内部也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在高尔基的这篇文章里，列宁看出他有表同情于经验派的意见，这一派后来由布尔希维克党退出另成一支派，因为他们的机关报名《前进》，所以又称“前进派”。列宁把这篇文章退回高尔基的时候，他附了一封信去，在信里有很长的说明，表示他对于此事的态度；他郑重申明他对于各种哲学上的意见都可加以宽容，惟不能容许把《普罗》报的篇幅来发表哲学性质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可争辩的要点。他劝高尔基帮助他勿使哲学上的分歧的见解把本党分裂。如有意见可以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不要登在《普罗》报上，《普罗》报是要保持着统一的前线。后来这个争论越弄越严重起来了，《普罗》报对于这班维持异说的人不得不下攻击令了，第一炮是对着卡孟特夫（Leo Kamentev）的一篇文章《我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这“前进派”的主要领袖是博达诺夫（AlexanderBogdanov），他原是《普罗》报的特约撰述，是一位意旨异常易于变动的学者。这两方面的争论继续的闹下去。关于理论的信仰方面，列宁是不肯有丝毫的宽恕或退让的。高尔基为着保持布尔希维克党的团结起见，恳求各方注重和平与妥协。列宁回答他说他（列宁）了解并且敬重高尔基的情感，但是他觉得这是大大的错误，他这样对高尔基说：“你一定了解，你自然就要了解，一个党人一旦相信某一主义是全然错误的，是有害的，他不得不退出党外来反对这主义。如果我不是绝对地看清……他们的文章全是荒谬的，有毒的，自私的，牧师宣教式的，我决不愿掀起这个巨浪。朴列哈诺夫著文反驳他们，其内容是完全不错的，只不过他还不知道，也许是不愿意，也许是太懒，具体地，有力地，简明地，把此中真理说出来，无须用许多哲学上的花言巧语来吓倒读者。我不顾任何代价，要照我自己的见解说出来，我最亲爱的A. M.（高尔基的名字前两字的缩写），请问有什么‘调解’的可能？就是仅仅提出这个名词，已经是笑话，你不知道吗？这个战争是绝对地无法避免的。”
这个时候博达诺夫已到了喀普里，高尔基接着请列宁也到该处，以便大家把这件事讨论一下。但是列宁却拒绝他说道：“我来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不能，而且也不打算和那班把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宗教混合一起传布的人辩论……这是不能讨论的，无目的的白费心思是愚蠢的事情……”他在这封信里的附语中对玛利亚特别道候，并表示他希望她不致为宗教说法所迷惑。他知道玛利亚是该党里的一个实际的助手，希望她勿卷入文学的和理想的歧途里面去。但是不料后来又接到一个电报，是由高尔基和玛利亚两人共同署名的，最后请求他到喀普里一行，俾免党内的分裂。他复电拒绝，随后又复了一封信去，说他不能接受他们的延请，他重申他的要求，认为不可把哲学上的讨论和布尔希维克党的政治工作混乱起来。
这个争论终于超出了仅仅哲学上争辩的范围，布尔希维克党因此不免分裂，这个分裂是永远不得完全挽救的。
关于此次争论的内容，此处姑不详述，我们只注意有关于高尔基的部分。高尔基原是一位冷眼观察的艺术家；他一冒险钻进了在他的小说范围以外的境域，便失却他的力量和创作力了。但是因为他既立于一个公民和革命家的地位，他一再地被激动着起来发表关于哲学和政治问题的意见，发表的方式有的直接，有的间接，直接的是报上的社评和谈话，间接的是出于他所著的小说中的人物的嘴里，替他说出来。立于政论家的地位，他很少能使任何批评家满意。文学界中人反对他把教训式的劝世文字夹入纪事文里面去，革命的政论家看了又嫌它肤浅。
博达诺夫和卢纳卡斯基一班人被逐于《普罗》报之后，也就是被摈于布尔希维克党的中央之后，开始刊行他们自己的机关报，名叫《前进》。这“前进派”一班人获得高尔基的赞助。在他赞助他们的其他事情之外，有一件是在喀普里协助他们组织一个为俄国工人而设的学校。这件事的来源是这样：有一个布尔希维克党籍的工人名叫维洛诺夫（Mikhail Vilonov），曾经坐过无数次的监牢，也从监牢里干过无数次的逃脱。有一次他于逃脱之后又被捉着，被警察打得异常的残酷，他竟因此患了肺痨病。该党助他逃到国外去，后来到了喀普里。他觉得该处的气候实在使人愉快，又觉得高尔基和他的许多朋友的社会实在能振作人的精神，于是决定其他工人也应该到喀普里尝尝这个“天堂”的滋味。他的病体虽尚未完全复元，即冒险返回俄国去，征得本党的核准，送几班聪明的工厂工人到喀普里去，受严格的学校训练，毕业之后再派回本国担任宣传员的职务。第一班送去的约有二十人，经过了许多的困难，于一九〇九年的夏季到达喀普里。帝俄当道探悉了这个计划，曾下命令拘捕维洛诺夫和他的同党。他们不得不想尽方法规避边境的警察，鬼鬼祟祟地偷走过边界。他们一个一个溜到边境一个镇上的时候，都先到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接生妇的家里，他们所用的暗号却也有趣，大家进门时都要说一句“我的妻已一胎生了三个儿子”。这个接生妇替许多人开门，进门之后个个都宣言他做了三个儿子的父亲！这班天真烂漫的弟兄们平安到了外国之后，在各处重要的都会耽搁了一些时候。在维也纳，托罗资基同志——也是喀普里“大学校”拟请的讲师里面的一位——遇着他们这一班人，领导他们参观了本地的几个博物院。
在喀普里设立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课程包括各种演讲和实际的革命工作。在讲师里面有博达诺夫，讲政治经济学；扑克洛夫斯基（Pokrovsky），讲历史；卢纳卡斯基，讲劳工运动和革命史；阿尔新斯基（Alxinsky），讲工团主义和财政；高尔基，讲俄国文学史，还有其他等等。此外被请担任该校演讲的有朴列哈诺夫，他的架子摆得十足，对于聘请的信连答复都没有；托罗资基虽答应来，后因事不能来；考茨基的回信说他太忙了，不能来，而且说他用他的笔工作，比用他的嘴工作来得好；列宁虽不能来，却和该校学生有长期的通讯。这确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校，学生们都不愿囫囵吞枣地把各讲师的知识接受下去，却加以热烈的辩驳和讨论。这种未来的宣传员，不但要熟悉革命组织的技术，而且要知道怎样对付别党或别派的敌手。因为这个目的，这个学校里常举行假的辩论会，由教授和学生假装各种政党的人物，参加辩论。高尔基被派为极端反动派的人物，假装“黑色百人团”的一分子。最为学生所欢迎的讲演里面，有一科要算是卢纳卡斯基所主讲的艺术史，后来他带这班学生到罗马去旅行过一次。学生也很欢迎高尔基的讲演，尤其是关于古阁尔和普希金的讲演。还有一件事也有提起的价值，那就是这班普罗列塔利亚利用这个机会，和那些常到高尔基的别墅里的各种天才横溢的专家接近，由此所得到的惊喜的情绪。
高尔基对于他的宾客（指该校的师生）的热诚是没有再高的了。高尔基因被强迫住在俄国的外面，现有这样的机会和祖国的这班勇敢的青年接触，和这班将来的光明前途的中坚份子接触，在他实感觉到无限的愉快。但是不幸得很，毫无政治成见的高尔基，此时却卷入了党争的漩涡，这种党争竟毒害了这个学校的快乐的空气，甚至于毁灭了这个学校的快乐的空气。此事的转变，全由于列宁的手段：他在对付敌人的方法上面，常是特具天才，而且几乎无次不获胜利的，现在他竟把喀普里的学校视为他的仇敌了。该校请他讲演，被他毅然拒绝，说他不能和那些引人趋入歧途的讲师同在一处旅行。该校的学生都是粗鲁直率的工人，看见布尔希维克的领袖间有这样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不同的意见，弄得莫名其妙，对于列宁的拒绝都不免怀恨。他们里面有七个由莫斯科来的，用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名义，给列宁一个正式的命令，叫他到喀普里来，并加恫吓，说他如再固执地拒绝，将在中央委员会告发他破坏党纪。列宁当时对于这班幼稚的孩子们玩着布尔希维克的战术老套，大概付之一笑，因为他只回复一封长信，老实指摘博达诺夫一班人的错误，和他们对于党的经验。他告诉他们，说他们都是良好的青年，但是对于政治的斗争仍缺乏经验，并说倘若他们愿意到巴黎来，他很愿意教他们。两方往来写信讨论，为时颇久，后来列宁的“勾结”竟发生了效力：这班学生决定在喀普里的五个月课程完毕之后，即到巴黎来。
可是列宁对于这个胜利还不满足：他恐怕博达诺夫的异说输入了那些天真的脑里之后，受毒已深，后来的疗治，已不免太迟了。他认为这种异说的传播，有立用激烈手段铲除的必要。于是他设法使布尔希维克的中央会议通过一个议案，说喀普里学校的创办人，尤其是博达诺夫，组织该校来反对《普罗》报，这些创办人并不能代表布尔希维克党的全部，只不过代表博达诺夫一派人，所以该党对该校不能负责。换句话说，该党由此正式否认该校是合法的机关。除了这个步骤之外，列宁又继续写信给该校的学生，结果该校学生里面也分裂了，有五个学生立即离开喀普里，到巴黎来。但是有一部分信仰博达诺夫的学生仍在喀普里继续就学，等到五个月各科完毕后，才加入巴黎的学校。
高尔基看见党内的这样的纠纷，异常觉得痛心。他所注重的目的，只是要启迪那些工人，使他们受得相当的教育，并把所受的教育带回贫乏的本国环境里面去。至于党内各派意见的分歧，在他觉得和全部的计划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虽以强硬激烈的列宁，对于高尔基的这种心理，也不能不表示敬佩，尤其是后来维洛诺夫亲到巴黎，把该校的详细情形当面告诉了列宁。列宁听到维洛诺夫的报告后，特写一封很诚恳的信，向高尔基和玛利亚表示歉意，他虽认为喀普里确被新起的一派人利用为中心机关，但对于高尔基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努力，不能不表示敬意。
同时《普罗》报和《前进》报仍继续不断的大打其笔墨官司，党外的各报对于布尔希维克这种内部分裂，视为可以轰动一时的消息，大登而特登，他们尤其兴高采烈地宣传的，是关于高尔基已被布尔希维克党开除的谣言。列宁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曾在柏林一家报上否认高尔基被该党开除的这件事，但其他报上却拒绝登载他的这种声明。于是他即在《普罗》报上发表一篇短文，题为《布尔乔亚报上关于开除高尔基的神话》，他说这件造谣毁谤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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