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战的时期里面，高尔基编行了一种月刊，名叫《纪事月刊》。就大概说，该刊是主张国际的社会主义，并在战期中检查员通得过的范围内，在原则上反对世界大战。当时自命爱国的报纸和各种爱国的团体，诬指该刊为亲德，为失败主义派，为叛逆，屡次督促俄政府取缔该刊，视为全国的公敌。其初负检查责任的当局寻不出具体的根据来查封该刊，直到一九一六年的末了，当道才决定勒令该刊停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拉斯普丁的被刺，以及其他重大激变的事件连着发生，政府的注意不得不分到别方面去，也不能用全力来对付这个月刊了。其实当时这个月刊在各方面都不能讨好，既为拥护世界大战者所不喜，又不为失败主义派所欢迎；既被布尔乔亚所痛恨，又为列宁所轻视。这个时候，高尔基脱离了列宁的“训导”，他的“全党应团结而不可分裂”的老主张又重新汹涌起来了，又被那些列宁所谓为宁愿分尸四段而不愿相处的人们所包围了。高尔基自己在这个月刊上所发表的文字却很少涉及政治的问题；他所愈益注意的问题是一般人民文化的落后，和须要一个“战争”来对付这个“内的仇敌”的迫切。显然的，此时的高尔基，对于“革命可治全国的一切罪恶”的信仰，已渐渐地冷了下去。一九一七年三月专制君主政体的推翻，和后来克伦斯基当政时文武官吏的腐化，在他唤起了一种混杂的反应。一方面，他看见一个废弃的腐败的制度之被推翻，感到自然的愉快；但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愉快之中却夹有一种顾虑，在世界大战及本国革命之错杂的神秘状况下面，人民的能力是否能维持秩序和仁爱，他不能无疑。他甚至于暂时忘却他的非战的态度，在各报上发表了一种公开的信，说在自卫的范围内，继续参战到胜利的结果，是革命应有的使命。列宁对于高尔基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话，有这样的批评：
“这封信完全充满着一般普通国民的成见，看到这封信的人，便觉得可恨。此文的作者（列宁自称）前往喀普里的时候，曾经面责高尔基关于他的政治的错误，并警告他以后不可再蹈覆辙。高尔基闪避这种责备的方法，却是现出一种亲密可爱的笑容，和下面那样直率的话语：‘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况且我们做艺术家的人都是些不负责任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宣言，却不易于和他争辩……”
高尔基所办的《纪事月刊》不久停刊，一半因为印刷方面发生了障碍，一半因为月刊不能应付瞬息变化的俄国时局。于是他在一九一七年恢复那个已经死了十二年的日报。名叫《新生活》。他觉得专制君主政体的推翻，也许只不过去了体上的皮肤病，体内的病还须要疗治。于是他大声疾呼，说俄国的文化已很危险，非积极提倡不可。但是高尔基的这种意见，在轰动全国的暴风雨中，好像是极微细的呼声。就是在他自己所主持的《新生活》报上，这位主笔先生的话也被政治性质的讨论所湮没，没人注意。他的同事的主笔和特约撰述，也和办《纪事月刊》时一样，都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不比在沙皇统治时代了，如仍自认对于政治的行动无明确的主张，是很难的事情；在从前沙皇统治的时代，在这方面的糊涂掩饰，不作显明的表示，反而是闪避检查的最稳妥的方法，此时的形势却和从前不同了。《新生活日报》很迅速地成为俄国销数最大读者最多的报纸，但是该报对于三月后公开活动的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或附和。该报的言论可谓最近于一种布尔希维克主义，但却不是列宁的一种；该报虽反对布尔乔亚的观念，虽攻击克伦斯基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攻击他对于劳资两方及参战和革命间的骑墙态度，但对于列宁立刻由苏维埃夺取一切政权和建立普罗列塔利亚国家的主张，也作强烈的反对。所以《新生活日报》虽有很大的销数，但和《纪事月刊》一样，对各方面都不能讨好。
高尔基做这个日报的主笔，觉得很不舒服：在一方面，他心里根本不喜欢党派的斗争，从未停止他对于重新团结的努力。在别方面，政治使他感觉烦恼；立于一个大规模而又占有势力的日报的主笔地位，又不能不谈政治，这是他所受不了的。他时在该报上发表的提倡“文化”的文字，所以还受人容忍，还是因为他们敬重他在已往的革命历史。
《新生活日报》缺乏一个明白的政策主张，这种情形，可算是一九一七年三月的政治革命和同年十一月的社会革命的过渡时代的特征。在这两个革命的过渡期间的几个月内，知识阶级大作理论上的争论，和一场无结果的雄辩，对于当前的现实却完全不能把握着。经过三月的政治革命，俄国摆脱了专制政体和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他们认为，其次的阶段，依着别国的经验所指示，似乎很显然的是：封建制度必须代以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尊严的议会制度之下，由中等阶级占着优越的势力，这是一个当然的趋势。总之还是个布尔乔亚的统治。
对于这种似乎一致的见解，独持异议的是列宁和他的少数的信徒。他对于这个形势，最初就有不同的观察。那些知识阶级都是熟读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著作的，认为别国既有先例，封建制度推翻之后，继以中等阶级为中坚的议会政治，是当然的趋势。但不管一切的政治理论和先例，依列宁看来，俄国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