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是全出于布尔乔亚有意煽动该党的内争，并乐于看见高尔基遗弃该党。（其实高尔基从未正式入党，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但关于这一点，列宁和他的政敌却都没有说起。）这篇短文的末了有这样的几句话：“布尔乔亚报纸的这种努力是徒劳而无功的。高尔基同志，由于他的伟大的著作，已使他自己和俄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工运动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他对于这般报纸的胡闹，除了鄙视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反应的。”
到一九一〇年的时候，博达诺夫一班所谓“左派”的人都没有了力量，他们的文字上的努力都显露了失望的征象，他们最后关于信仰的宣言都充满了矛盾，无意中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在列宁，当然是踌躇满意的事情。列宁认为在这一班人里面只有高尔基是个人物。他说：“高尔基无疑地是普罗列塔利亚的艺术的最伟大的代表，他对于这个艺术已有很多的贡献，而且在将来还要有更多的贡献。”但是他以为高尔基在普罗列塔利亚的艺术上诚然是“无疑地一个权威”，如把他的名字硬放在政治的党纲上面去，那却是用非所长，反而湮没了他在普罗列塔利亚的艺术上的贡献。
在同年（即一九一〇年）的夏季，列宁亲到喀普里来访问高尔基，他们两位的友谊又恢复了。有许多要点，他们两位当面畅谈一番，倒消除了误解。高尔基表示对于列宁从前的缄默，不无遗憾——尤其是关于他所著的《忏悔录》，没有信给他，并拒绝到喀普里学校讲演。列宁答应他以后要更坦白地待他；从此后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里看来，无论何时，遇着讨论一个问题，需要老实话的时候，列宁确不客气地直说，不管高尔基的过敏的神经。又从他们的来往信件里看来，高尔基在实际上的确悔悟了博达诺夫和卢纳卡斯基一派异说的错误，但是有的时候，仍不免有机会受到列宁的严厉的责备——虽则由于很友谊的态度——这是因为他往往易受别派中人的包围，对于他的革命的忠实不能有绝对坚定的态度，尤其是高尔基屡次努力要使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开个全党大会，旨在重新团结起来，却始终受到列宁的严训，说当时实需要更严的甄别，不必再亟亟顾虑到什么团结不团结的问题。但列宁虽是一个谨慎的人，对于高尔基的诚实却很有信仰，关于很秘密的消息，无论是关于个人的，或是关于党务的，都时常告诉给他知道，他尤其关心的是高尔基的健康，常在信的末了问起他的病状，劝他要看好的医生。
一九一三年二月，罗曼诺夫皇族举行当朝三百周年纪念，实行大赦，凡仅文字上犯罪的政治犯也在被赦之列。高尔基打算这年的冬天回到俄国去。列宁很同情于他的思乡病，劝他尽可回国去走走，不过叫他在事前要注意打听帝俄当局会不会因为他办过喀普里学校，要办他的罪。除这一点要注意外，列宁还怕高尔基也许不愿意受沙皇的特赦，所以又写信这样劝他：“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不该去领受大赦。这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在目前，一个革命家在俄国内地能做更多的工作……一个革命的作家漫游全俄（新的俄国），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要使‘罗曼诺夫公司’受到百倍激烈的打击……”
高尔基决定在这年的冬天回到俄国去，但在这个时候，他的旧病——肺痨——复发，病势很剧，诊视他的几个医生竟预料他“只有三星期”的时候可以活着！列宁听到这个消息。大为着急，劝他在回国之前，先到瑞士或德国，入最好的医院，请头等医生诊治。后来有一个青年俄国医生，名孟努钦（I. I.Manukhin），偶在这个时候来访问高尔基，建议试用他所新发明的激烈X光线疗治肺病法，高尔基认为试试并无损失，就答应了，不料结果很好，于是在这年的十二月，高尔基便在回俄途中了，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月，便到了俄国，他在俄国的时期中，弄得当道时在恐慌中过生活，弄得他们走头无路，这在上章里已记其梗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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