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日报》停办之后，高尔基专注他的精神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但在这方面，他所要应付的却是一件繁重而艰难的工作，虽则不含有政治的性质。鉴于文化的缺乏为俄国一切罪恶的源泉，他此时特委身于这个似乎新区域的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后，原为俄国在表面上绷场面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知识分子，或由于强迫，或由于自动的抵制，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里去了。而一般大众，第一次起而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却大多数是知识落后的，一字不识的，懒惰惯了的，关于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要素，他们都是茫然莫名其妙的。高尔基乃起而领导许多为各种文化目的而努力的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关于成人的教育；在革命之后，成人的知识荒大大地增加，要供给这个需要，凡是可以利用的已受过教育的男女，都负着繁重的担子。
在未受过教育的大众，一旦获得权力之后，凡是可以引起回忆从前统治阶级的事物，自然都要唤起他们的怀恨。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尔基不怕疲顿地再三劝他们要保全，并爱护还得存在的纪念物和艺术的实物，再三用简易的说法，解释这些东西虽在从前是属于压迫阶级，现在却是人民的财产。在布尔希维克当权之下，高尔基的这种工作尤其艰苦；这个时候，个人的收藏都被充公归为国有，需要有组织的管理，窃为私有的还不必提防，尤其要提防的是对于艺术品的糟蹋，无论是出于有意的，或是出于无心的。出身平民的高尔基，对于平民有彻底的明白；他虽知道他们有可爱的，诗意的，仁爱的特性，但同时也感觉到在他们的孩子气的天真烂漫的性情后面，潜伏着兽性。所以他并不奇怪，当他听见珍贵的图书馆里的书籍和文库里的档案被大众毁坏，拿来卷纸烟及其他更荒唐的应用。他尤其时常深刻的感到国宝之需要保护，当他亲自看见例如下面所述的现象：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拉开了一个‘穷苦村人’的会议。有几千由俄国北方各省来的农民到了，其中有几百人就住在从前罗曼诺夫皇族所住的冬宫。会议开完之后，他们都回去了。事后才发觉他们不但把宫里的浴盆都弄得污浊肮脏，甚至于把许多极珍贵的花瓶——有的是色佛尔（Sevres）的名瓷，有的是萨克森（Saxon）的名瓷，有的是东方的名瓷——拿来装大小便用。他们的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必要——宫里的厕所都好好的在那里，水管的效用也没有坏。不，这种恶行，是要毁坏美物的欲望之表现。在两次革命及世界大战里，我曾经数百次看见人民有着这样毁坏美物的黑暗的和报复的渴望。”
关于高尔基在保全文化的工作，其中尤其困难的是对于文化上有贡献的人物之保护。他不再从事于政治的批评之后，布尔希维克很欢迎他做知识和艺术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合作无论是如何的有限，在他们都觉得非常的高兴。但是到他所欲保护的不仅是纪念物，或书籍，或油画，或大礼拜堂，并要保护活着的科学家，诗人，和剧本作家，倘若他们不是布尔希维克党人，那他便要遇着很大的阻碍。这班知识分子，在布尔希维克统治的最初几年，一般民众听了是最觉得讨厌的。这是因为有许久时候，知识分子里面有大部分对于新的秩序总是力谋破坏的。凡关于国难中的种种祸灾，如敌人的围困，从前的广土的帝国致于缩成内地的小国；敌国加以经济的封锁，欲以饥荒强迫俄国屈伏；各敌国进攻俄国的土地；社会革命党党人对列宁开枪；粮食和货品的缺少：都归咎于知识分子的从中作祟。这些人既被猜疑对于新政府作对头（常是确有事实上的根据而并非冤枉的），高尔基遇着要替他们说情的事情，更感到极端的困难。
在新经济政策尚未被采用的前几年里面。知识分子所处境况之可怜，实较苏维埃共和国里其他公民为尤甚。固然，当时各阶级都受着种种的苦痛，例如干涉的战争，内战和随着内战而来的残酷和穷乏，运输的瓦解，工业的停顿，土地的荒芜，以及各城市的饥荒。尤其凄惨的是因为文明的基督教的各国禁止金鸡纳霜，或其他医药，输入反教的布尔希维克的土地，以致受伤的兵士，妇女，和儿童，没有麻药用，宛转苦楚于外科的手术之下，这种惨苦的现象，在近代的名词里有什么名词可以形容得出来？但是更困苦的是自由职业的人们，因为他们于物质的形休的痛苦之外，又加上心理的和精神的痛苦。例如乐谱作家格拉素诺夫（Glazunov），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衣服褴褛。当英国小说家及历史家威尔士（H. G. Wells）飞游俄国的时候，格拉素诺夫向他请求西方的援助；他所请求的不是粮食或衣服，虽则两样都是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他所恳求的却是他能够在上面写着所著乐谱的纸张。此事还能使人了解。至于大生理学家帕甫罗夫（Ivan Pavlov）所受的苦痛，更如哑子吃黄莲，说不出的苦。这还不是因为他要在一个没有火炉或电气的房间里，穿着皮衣，戴着皮帽和手套，做他的实验；也还不是因为他留心照顾他自己的一小包番薯，免被其他垂涎欲滴的同事拿去装到饿肚里面去，把他的唯一的粮食掠夺去。他的唯一的哀诉，却是他的宝贵的时间要耗费于司阍的职务。我们要记得，在那个各人绝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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