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受列宁的再三督促，劝他到国外去养病，因为他的剧病的身体实已危殆万状了。他便于一九二一年的八月出国，先被送入德国的疗养院里去。本书此后的叙述，是关于这位作家自一九二一年到最近的大概情形。
说也奇怪，高尔基的异乎寻常的身体此次和剧病斗争，又从危境中获得了胜利。他在一九二一年初到德国未久的时候，有人在柏林街上为他拍了快镜的相片，上面所现出的简直是好像一个骨瘦如柴的尸身，面部瘦削得使人觉得只剩下一个鼻子和两个颊骨，两个暗晦无光的深陷着的眼睛，好像在告诉你精疲力尽的苦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外表虽然是孱弱已极，而他的要生活和创造的意志，还仍然倔强地存在着。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作者的家年鉴》里面，曾载有他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评及他在德国所见的事物，并论到德国对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之宏大的努力。关于他自己的病状，他用半滑稽的口吻，这样的写着：
“最可崇敬的克洛斯教授（Professor Kraus）把我的这个古代的身体机构仔细诊察之后，发现这机构离开适宜的状态太远了：心脏的囊袋为着某种理由长大起来，碰到了肋膜，至于我的两个肺部，余下的只有三分之一，没有再多一些，这是我亲眼从爱克司光线相片上看见而可以相信的。但是更坏的是我的神经过敏以及过于疲顿的一切状态。因肺部的病状，暂时不能同时疗治心脏，所以我不往诺兴姆（Nauheim）去，将往黑森林（Black Forest）去两三个月。我不能说这一切能使我快乐，因为我殷切地要工作，非常殷切。此处的环境很能刺激人要工作；德国人工作得那样的热烈，勇敢，聪明，一个人的敬意不能自主地要对他们增加起来，不管他们是‘布尔乔亚’。”
其实到了此时，高尔基已习惯于从“致命伤”的剧病里，不可思议的恢复起来。他很多次都准备一死，所以他对于不可免的末路，只淡然处之，不因此动心。不过在别方面，他具有这样神秘的恢复元气的能力，却被他的敌人作为藉口，骂他是假装患病，存心欺骗。在帝俄时代，每遇他的朋友们替他向当道说项，或是请求改善狱里的待遇，或是请求准许到克里米亚去疗养，都以他患病为理由，而沙皇的警察对于他的病总是怀疑着。近几年来，逃居国外的白俄，也多方揶揄高尔基，说他假装身体有病，不住在俄国。
高尔基一到了病体允许他不必再由“最可崇敬”的德国医生监护的时候，他就移往他所最热烈爱好的地方去，意大利。他到意大利后，住在加波·的·索棱托（Cape di Sorento）借自一位公爵的别墅里。墨索里尼的统治，对他总算没有多大的麻烦。有一次高尔基所住的别墅被搜查。他的秘书柏德堡男爵夫人有一次将离开意大利时，也被搜查，她所带着的许多信件和文稿，都被警察取去。据当时驻意的苏联大使所说，这种侮辱的行为都是白俄从中作祟。高尔基写了一封抗议的信给墨索里尼，打算立即离开意大利。墨索里尼向驻意的苏联大使对此事加以解释，并允许以后此种“误会”不致再有。这是高尔基在意大利所遇到的唯一的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经墨索里尼解释之后，他便不再把此事放在心里。
因所住的这个地方的适宜，大大地增加了高尔基的惊人的工作力量。他在加波·的·索棱托的文学产品，包括几千页的小说，回忆录，批评的文章，种种著作的弁言，新闻纸上的论文，此外还有他的编辑的事务以及多量的通信。他通常总在编辑某种定期刊物或某种丛书——由西方文学翻译出来的作品，或是由苏联各邦文学翻译出来的作品。他收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的信件和文稿，每以百计，他都很诚恳地阅看并答复那些信和文稿。
诚然，在这许多信件里面，有些信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琐屑事务，或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一个人因看了阿思托罗夫斯基（Ostrovsky，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戏剧作家）所著的剧本《森林》，受了很深的感动，他自己便在四天里面写了一篇剧本，内容不但是抄袭阿思托罗夫斯基的著作，而且乱抄乱改得使人完全看不懂，还贸贸然寄给高尔基看。还有一位君子，在他的信里自荐，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贼”（即以偷窃为专业），并说他的大名“在三个国家的侦探里面，都久已著名的”。又曾有一次接到一个不相识的人寄来的一封急迫委托的信，请把里面所附着的一封信立即转交给《礼拜堂的人们》的著者勒斯科夫（Niko-lay Leskov，十九世纪的俄国名小说家）。高尔基把这封信给来访问他的一位朋友看，并现着滑稽的失望的样子喊着说道：“我怎样能够把这件东西交给勒斯科夫，而且还要‘立即’交去？”
但是大多数写给他的信，都是从苏联生活的深层里来的，都是由乡村和工厂里的新闻记者，及怀着希望的许多作家寄来的。从他们的艰难的努力中，高尔基看清了新俄的真面目。高尔基由自己的经历而知道作家的甘苦，所以他对于后进作家的文稿，无不异常仔细地阅看，和他们讨论他们的作品里的优点和缺点。最近出版的苏维埃作家的自传里面，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他们对于高尔基的铭感。高尔基对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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