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平等的时候，每个公民都须工作，而且只有劳动的手工才够得上称为工作。直到一九二〇年的八月，我们还可以在科学院里的墙上看得见布告，说每个雇员，无论他是科学家，或是看门的人，都须轮流着看守该院前面堆着的木柴，每次轮流着看守六小时。我们只须想，希庇亚斯（Zinaida Hippius，俄国的女诗人及散文作家）在她的日记里，记载她每天也要轮流在街上走立着看守三小时，这在她是觉得怎样的痛恨。这个时候正是布尔希维克预料白党要在彼得格拉袭击，而希庇亚斯却也正在等候白党的到来，竟把他们视为救主一样！我们还可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于饥寒交迫中被征去在狂风雪窖中做苦工，掘濠沟，受着苦不堪言的驱策和侮辱。
这样，知识分子除受着一般的痛苦外，还须忍受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侮辱，常被疑为新秩序的仇敌（有时确有正确的根据）。无怪在那个艰苦备尝的年头里，“用脑力的工作者”的死亡数量，比一般公民被牺牲的数量，超过了五六倍。仅就一九一九年一年而言，据科学院的纪录，该院会员死去的就将近五十人之多；此外还有许多失踪，为该院所无从探悉的。就承认有些是由于年老的自然的原因而死的，但在科学院会员里面，明明是由于“缺乏滋养”和“过用体力”（均该院报告中语）而死的，其数量也就很可惊了。智力工作的每一部门，都受了很大的和过早的损失。当时新统治者对于智力工作者的价值之茫无所知，只须看高尔基忍无可忍，在他所著的《什么是科学？》一文里替这班“哭丧着脸”的先生们大声疾呼，可见一斑。高尔基在这篇文里所注重的要点如下：
“一国的基本财富是在脑的总量，是在这一国所培养的和渐集的智力……所以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必须有足够的科学的工作者，这些科学家的生命不可被不讲理地虚耗掉……倘若我们强迫一位熟练的用脑力的雕刻家去洗污水沟……驱逐一个化学家去掘濠沟，我们不但是犯了愚蠢的错误，简直是做了犯罪的行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学者的工作是一切人类的所有物，科学是最无偏袒的领域。我们必须珍视科学的工作者，把他们视为一国的最有生产效能的可宝贵的‘力’，因此我们须为他们创设适宜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利用种种方法，使他们的这种‘力’获得容易的发展。一个学者的过早的残废或死亡，是一国的最大的损失，这一点，在工人的政府尤其应该明白的……现我把已往几个月内死去的科学家列单公布；你看了这个名单，便知道我国里科学的‘力’之损失是怎样的重大。倘若学者的死亡照这样的速率继续下去，我国的脑子将完全被夺去了……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科学家的生活在物质方面的情形是可怖的，在道德上也感到深刻的痛苦，因为一个自觉有移山力量的人被强迫去拿起一些沙，这是多么可痛的事情。可耻的种种阻碍，例如没有工作时用的灯光，又如饥寒，使可以富国和可以使得民众享到快乐生活的科学上的大发明，因此不得进行，这是一件罪恶。因为这种事实表示：我们对于有创造力的科学的事业之深切的意义和显然的效用，都缺乏了解。”
今日苏维埃的科学家都说，国家对于科学的研究作尽力的资助和鼓励，为从来所未有。不过在现在执政者初得政权的当初几年里面，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显然是两样的。尤其令人奇异而钦佩的，是虽有上面所说的种种困难，俄国知识分子里面的大多数并不失却他们的创造力的推进。他们虽然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虽曾企图和西方的知识分子联络，结果失败），虽在极残酷的穷乏的苦境中，虽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没有同情和信任，使他们感到可痛的侮辱，但是俄国的“用脑力的工作者”仍坚忍地干着，在实验室和实地试验的场所里面，在探讨和发明方面，以及在音乐的和文学的创作方面，仍产生种种的效果。只要举一个例子，便可见此类万苦中的奋斗精神：当时因为缺乏印刷的材料和器械，竟有作家把论文或小说写在包东西用的破纸上面，明知写了之后没有出版的机会，他们也不管！再想象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举行的那些“文学晚会”，在这样的晚会里面，第一流的作家因为他们的著作无法印行，而又不能静默以终，只从奇奇怪怪的小纸片上，把他们所著的散文和诗词，读给那些不仅患着面包荒的许多听众听。
高尔基对于减少知识分子的苦痛的努力，不仅在著作劝告的文字，他并设法获得政府的核准和资助，设立改善学者境况委员会，由这委员会办理发出智力工作者的特殊的粮食券，并创设一个“学者的家”，里面有寄宿舍，有演讲厅，此外还设立疗养院和夏季避暑的地方，开了几家店，特别用来供给鞋子，衬衣，及其他衣服。依着相类的情形，又设立了一个“作者的家”，一个“艺术的家”，但是当道对于后两种组织的会员，防备得比“学者的家”中的人物来得厉害，所以对他们所享受的权利，也加以更严的限制。和高尔基自己同业的一班人，他却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此时适遇政府要出资编行《世界文学》丛书，古今各地名著都包括在内，要印来分给一般人民阅读的，即由政府聘请高尔基主持其事。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高尔基既担任主干，他很愉快地有着机会帮助他的同伴的作家，因为可以请他们担任由外国文译成俄文及编辑等工作，由此可给他们以报酬。
邱科夫斯基（Korney Chokovsky），是当时一位负盛誉的批评家和教育家，曾担任翻译吉卜宁（Kipling，英国作家），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诗人），以及其他作家的名著。他曾追述当时和高尔基接触中几件有趣的轶事：
“我们这班作家当时常和高尔基见面，他此时简直成了彼得格拉一切著作家的非正式的会长了。他是《世界文学》丛书的主干，是艺术的家，历史油画组，文艺工作者协会，以及其他许多文化机关的领袖。他不但做了我们的一切‘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对于我们的困难和需要，他都负起责任替我们设法解决：例如遇着我们里面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婴孩，他就替他设法获得一个乳瓶上的乳头；遇着有一个人患了伤寒症，他又忙着设法替他在医院里寻得一个地位疗养；遇着有人要到乡间去休养几时，他便忙着写信给种种机关，替他索取特许应用塞斯托列资克（Sestroretsk）休养所的许可证。
“我想假使有人把高尔基替俄国作家写给种种机关的许多信搜集起来，一定可编成很可观的五六卷的书。在这个时候，高尔基没有工夫作小说——只忙着写这些写不完的信。
“……有一次有一个女诗人来访他，她去了之后，高尔基这样说道：‘只有魔鬼能够了解他们这班人！他们没有柴，没有灯，也没有面包，但是他们仍埋着头往前干，好像什么都照常似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女诗人为着什么来访高尔基。原来她在几天以前生了一个孩子。高尔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又忙了起来，替她设法，结果她得到这样的一个许可证：‘送牛奶的妇人某某，依此许可证，将牛奶送递给高尔基的妻某某。’高尔基的妻下面，就填写着这个女诗人的名字！
“……还有一次，我告诉高尔基，说将有大量的粮食券送来给他，为着酬谢他曾在默门斯克铁路俱乐部（Murmensk Rail-road Club）讲演过。他问我可否把这些粮食转送给某位女翻译者，因为她很急迫的需要这粮食。我问他：‘我们要写明她和你有着什么关系？’他回答道：‘你就写她是我的妹妹吧。’”
当时高尔基好像有着一个奇大无比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的“螟蛉”的妻，妹妹，和儿子！邱科夫斯基还这样接着说道：
“我们不得不明确地承认，我们在当时那样缺乏面包，伤寒症蔓延的数年里，幸而还得保全生命的，大部分不得不归功于我们都做了高尔基的‘亲属’……我还常看见高尔基替那些著作家说情，他们在革命以前却曾经卑劣地窘迫过他。”
邱科夫斯基还忘却提起的，是那些受过高尔基救济的著作家里面，有许多一跨出苏联的边境，就比前更为卑劣地糟蹋他！
由高尔基向地方及中央当局说项而救济的人数共计若干，虽无纪录可考，但有一点却是为众所知道的，那就是彼得格拉和莫斯科的当局对于高尔基的不惮烦，已感到不耐，每讥笑他的不革命的软弱。当时并不适合于讲究人道主义的情感作用。高尔基对于这一层也知道的，但他仍然不顾疲劳地进行他的“软弱”的工作，虽因此失却统治阶级的欢心，损坏他自己的健康，他都不管。据柏得堡男爵夫人（Baroness Budberg）所追述，有一次高尔基为着几个穷乏的学者对列宁有所请求，和他大起争辩，失却他的镇静态度，开始对列宁大闹，以致气得昏倒，几乎患着心脏病死去！后来科恩教授亲自询问高尔基当时是否有这样的情形，他承认有，并还咆哮着说道：“是的，当时我们大闹，还大拍其桌子。我们的睑都涨红了。”还有一次，高尔基设法拯救四个被捕的大公爵，免被彼得格拉的“截卡”（Cheka，俄国的秘密政治警察）所枪决。他屡次由长途电话和列宁交涉，最后得到列宁答应由高尔基担保，可以释放。因为要避免公文往返的延宕，他亲自赶往莫斯科，得着列宁签字的命令，立即赶回彼得格拉。正在他将要达到最后一站的时候，他忽然得到消息，当夜这四个大公爵已由薛诺维哀夫的命令枪决掉了。据高尔基说，当列宁知道了这件卤莽的枪杀之后，“他气得发狂，滚在地下号啕大哭”。
高尔基拚命救济一般患难中的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生活也艰苦备尝。柏得堡男爵夫人从那时起就已担任高尔基的书记的职务，据她追述当时的情形，他们一班人住在一个公寓里，因为冷得不可耐，都堆在一个房间里面，每隔几时，设法烧些火共同取暖。大家在半饿的状况中勉强过日子，那是常事，除非有的时候，偶有朋友自乡间带些粮食作赠品送给他。高尔基继续不断地受着种种最麻烦的恳托的信件所包围，恳托的内容，形形色色都有，由一个大学教授请托他写张条子索取一副眼镜，到女诗人格勒歇科（Grushko）要他设法替她的婴儿弄到一份牛奶券。曷达塞维区（Valentina Hodasevich），曾为高尔基画过一个最好的像，据他说，当时高尔基所受到的许多恳托，有的是亲身跑来说的，有的是用信件来说的，其中有的于悲剧之中还夹着喜剧。因为不但有他的许多亲戚，来恳他替许多被“截卡”所捕去的无辜的犯人说情，不但有母亲们替她们的婴儿请求设法得到牛奶或医药，不但有大学教授们请求供给眼镜或皮靴，甚至还有人迫切地要求他做一篇关于“纯洁的怀孕”的适当的论文；还有人把某种药方拿来请教他，问他究竟有没有功效；还有人——远自西比利亚——问他某某天文家是否靠得住。据邱科夫斯基说：高尔基过了五十生日的后两天，接到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写给他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恳托：“亲爱的作家，在你的圣日没有大赦的办法吗？我被关在监狱里，为着在我结婚后的第五天把我的妻杀掉，因为……（此下详述他所以出此手段的详情，从略）。你能否替我设法得到大赦？”在一九二〇年，有一个为高尔基完全不认识的人，从基列叶夫（Kilyayevo）车站打给他一个电报，说他被强盗抢掉裤子两条，卢布一万六千。这在高尔基怎么办呢？又据高尔基自己的追述，在许多来恳托他向当局说情的人里面，有一天有一位太太来访他，她身上带了四镑的银子和两镑的金子，请高尔基设法援救她的被“误会”而关到监狱里的两个丈夫。高尔基答应替她调查这两个不幸的人，这位太太随即要他说出为着这件说情的事情，他要收费若干？高尔基说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不禁对他的朋友说道：“我们不是成了幽默大家了吗？”
当时和那些小的大的狄克推多们办交涉，龂龂争论，已是够讨厌的事情；而由这样千辛万苦把交涉办好之后，结果还有是白做的，其苦痛更为难受。例如高尔基费了好几月的工夫，请求当局发一个许可证给卜洛克（Alexander Blok），让他出国到一个疗养院里去治病。卜洛克，在普希金之后，或者可算是俄国的最伟大的诗人，此时正患着剧烈的坏血症和心脏病，但据高尔基的意见，他的主要的毛病是“他已失却要活的意志了”。如能改换环境，另到一个适当的政治制度的地方去，也许可以救他这条命。最后，许可证居然被高尔基弄到手了，但已太迟，卜洛克已于得到这许可证的前一夜里死了！
俄国文学的历史家麦斯基（Prince D. S. SoyatopolkMirsky），他的父亲做过内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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