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副大臣，并曾于一九〇五年下令拘捕过高尔基的，这位文学历史家对于高尔基也不得不有下面的公正的话：
“高尔基在那几年恐怖万状的时期里，所做的工作是异常的有用而且令人敬佩的。他尽了他的力量，做文化和文明的保护者。俄国文化受到他的恩惠是很大的。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间，救济许多作家和其他高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工作，使他们免于饿死，都须归功于高尔基……他在近代俄国文学史上占着伟大的位置，全是因为当俄国的文化正在消沈的危险时候，他亲自努力把俄国的文化拯救起来。”
高尔基的仇敌却骂他，说他可以抛弃他原来的立场，是为着个人的利益起见；说他当着布尔希维克的权力占优势的时候，便向他们俯首鞠躬。其实这种责骂恰和事实相反。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布尔希维克党的党人在数量上是不足令人注意的，而且受着一致的讪笑，辱骂，和排斥，此时高尔基和他的报虽对于列宁的政见不能同意，却敢于冒着险用和爱及宽容的态度待遇他们，因此引起各党和全体报界的仇恨。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布尔希维克显然在庆祝他们的轻易的无与竞争的胜利，此时高尔基却和他们的没有疑问的权威挑战，对于他们的攻击，异常强硬，或许在当时是不识时务的举动。后来他转到他们那方面去的时候，布尔希维克又正陷入极危殆的境域。列宁刚被一个社会革命党的党员所刺伤，卧倒榻上。首都刚迁到莫斯科去，因为恐怕彼得格拉容易被德人，或芬兰人，或其他有组织的强力所侵占。莫斯科一天一天的更成为一个小的孤岛了，受着四面仇敌行为的狂澜所威吓。此时的莫斯科，不是以前由波罗的海展至太平洋，又由北冰洋展至黑海和中国边境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首都，却不过成为一个内地小国的中心，和四百年前的情形一样了。在各方面，苏维埃都碰着武装的仇敌，不但协约国是他们的仇敌，中欧列强也是他们的仇敌。不久协约国打了胜仗，便由打胜仗的协约国垄断着进行反抗俄国的神圣战争；把人，坦克车，飞机，钱，军服，道德的宣传，都像潮水汹涌般的加入这个反俄运动。苏维埃虽在组织及军事的设备方面都没有相当的准备，不得不对十六个前线战争，至于内部的仇敌，和阴谋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捷克斯拉夫，还未计算在内。（此时捷克斯拉夫受着协约国的煽惑，答应他们此事成功之后，要在协约国的外交会议桌上允许该国的独立，作为酬报。）此时的苏联，一面要救济内部的破碎和饥荒，一面又要应付西方的武装仇敌，苏联的命运似乎终是无可挽救的了。当高尔基转过来赞助布尔希维克的时候，这种种危殆的情形，他不是不知道的。
所谓“转过来赞助”云者，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高尔基正式加入布尔希维克党，也不是说他取消了以前对于该党的策略所有的意见。齐列科夫对于高尔基的《随我们走》一文的痛击，表示当时一班不妥协者（指对布尔希维克）对于高尔基转变态度的愤怒。（这篇《随我们走》是高尔基在一九一九年对一般知识分子作的。）他们都觉得骇异：在《新生活日报》停办不到几个月，该报的主笔竟公然地厕身列宁，拉德克（Radek），薛诺维哀夫之列，成为“苏维埃制度的最显著的代表”！不但如此，这位反布尔希维克的报纸的同一主笔，竟劝告俄国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随我们走”，此处所谓“我们”，所指的就是列宁和高尔基！当然，在愈益陷入孤立地位的布尔希维克，得到高尔基对他们合作的表示，这在他们是欣喜欲狂的。“我们已获得一个最大的胜利了：我们已取得高尔基了！”这是他们在欣喜欲狂中写出的句子。他们简直一有机会即夸示高尔基的“转变”。这真是怪可怜的现象！
高尔基在他的《随我们走》这篇文里，未曾表示他不再看见布尔希维克试验的卤莽，和这种试验所用的方法之惨酷。这篇文字不过表示他已宁愿信任“傻子的勇敢”，不愿信任西方各国的安稳和坦白。协约国强迫德国所订的和约，其中条件“十倍苛刻于《布勒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即俄国对德讲和的条约）”，这件事使高尔基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幻想，恍然觉醒，不再上当了。在下面所撮引的他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新的态度：
“帝国主义者的不人道主义的政策之凶暴，一天一天的更为显著了，更为公开的威吓欧洲人民，显示新的战争和新的流血惨剧之不能免。
“威迩逊总统，在昨天还是人民自由和民主主义权利的拥护者，现在正在设备有力的军队，要在革命的俄国‘恢复秩序’，而在此时的俄国，一般人民却已感觉到他们有合法的权利，把政权握到他们自己的手里，而且正用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努力于建设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不否认，这个建设的工作未开始之前，确有过常属不必要的破坏行为。但是我，非任何他人所能代替，更适宜于发表如下的解释：俄国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之下，文化的改造已在进行中，这工作是用了异常的努力干着的；这种正在进行中的文化改造，已渐具相当的规模和范围，为历来人类史上所不知道的。这不是我的夸张。我在不久以前，是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政敌，而且就是在现在，我对于他们的工作方法，还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可是我敢说，将来的历史家看了俄国工人在一年间所成就的工作，除了敬佩现今文化事业的伟大外，没有别的感觉……
“可诅咒的战争既已揭露了旧制度的全部的崩溃，不人道，和凶暴，现在这旧制度的死刑已经宣布了。我们俄国人是没有因袭信仰的民族，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是更勇敢的，更反叛的，更少受已往的成见所束缚；现在我们这样的俄国人已做了先锋，踏上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利请求全世界的普罗列塔利亚给与我们以协助和同情，并请求那些在世界大战以前就已严厉批评现社会的人们，也给与我们以协助和同情。
“如认为上面的批评是诚实的话，那末在欧洲和美国的一切可敬的人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权利依照我们所认为必要的，造成我们自己的前途。倘若任何智力的工作者，对于解决这个伟大的社会问题有真正的热诚，他们必须提出抗议，反对有些人企图恢复旧统治，流俄人的血以破坏俄国的革命，要俄国屈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准备着来榨取俄国，好像他们所已施于土耳其和中国的老例，又像他们现在正在准备榨取德国的办法。
“生存于群盗环伺的新俄，愿宣言于全世界的工人和可敬的人们：请来随着我们达到一种新的生活；为着这新生活的创造，我们正在不惜牺牲我们自己，或任何事物，或任何他人，向前努力干着。为着这件事，我们正在苦干着，不免有着错误，备尝一切艰苦，但却存着获得胜利的殷切的希望，听任我们的行为受将来历史的公判。请来随着我们共同奋斗吧，打倒旧的秩序，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共同努力于人生的自由和美丽。”
高尔基所以肯变换态度和布尔希维克执政者合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新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态度使他悦服。以前当专制政体的时代，对于教育的努力是多方阻挠的，尤其是关于一般平民的教育事业，这是因为那时的当道认为（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一般民众的知识程度提高，是他们的致命伤。到了布尔希维克独裁的时候，在政治上的专制和压迫虽和沙皇主义是一样的，但是从开始就采用和以前大相反的教育政策。对于消除文盲的奋斗，被定为基本的有关全国的重要工作之一。文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事业，都得到国家的资助。这种资助的比例，不但超过俄国在未革命以前的预算，就是和同时的，最殷富的几个国家的预算比较，也胜过他们。高尔基向来是不知疲劳地提倡俄国有积极发展文化的急迫需要，现在遇着苏维埃政府对于这种工作这样的热诚提倡，高尔基很殷切地欢迎这个良好的机会，那有什么奇怪呢？
高尔基既改变了他的政策，由抵制改变到合作，于是他和列宁的个人的关系又重新恢复了。自从高尔基回到俄国的时候起（一九一三年的末了），到列宁被刺命危的时候止（一九一八年的后段），他们两个人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前，高尔基曾经反抗过列宁的“壁垒森严”（即严格不与他派妥协）的领导；其实列宁关于这方面的政策，狭隘的严格程度，就是他自己最亲近的信徒，也有不能同意的。他们两个人当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不同的意见，我们在前面已有相当的叙述了。这些不同的意见，不是一蹴就可轻易地搁置的，除非高尔基真已变成了列宁的信徒。后来列宁死的时候，高尔基在他退居于索棱托的静寂的环境里写的悼词，对于他和布尔希维克的分歧，曾有明确扼要的叙述：
“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一年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出于我心里所要有的情形，但在当时却没有法子避免。
“列宁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矫作的，然而确有真知灼见的，直往无前的幻象：这是要领导充满着愚笨农民的俄国这样一个奇大而呆重的船的舵工，所不能少的特性。
“我的本性对于政治是厌恶的，而又是一个仍有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对于一般大众以及农民大众的智慧，都缺少信仰。
“当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俄国的时候，就发表他的‘论文’，依我看来，他在这些论文里所发表的意见，简直是为着俄国农民而牺牲了受过政治上教育的工人，和诚意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全部队伍，这全部队伍虽在数量上不大，而在特质上却都是杰出的人物。这样一来，在俄国的唯一的活动力被抛弃了，好像抛弃一撮盐，掷入淡而无味的沼泽里（喻乡村），立刻消化得无踪无迹，而对于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或历史，一点儿没有什么改变的结果……
“为更为明瞭起见，我请再作这样的申述：俄国所以不能欧化和不能普及文化，其基本的障碍，是因为农村的文盲比城市厉害得多，农民又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几于完全没有社会的情绪。所以我以为，受过政治上教育的工人的独裁，再和知识分子有密切的联合，是打破这个难关的唯一的出路，此事因世界大战而愈益需要，因为此次大战增加了乡村的无政府主义。
“共产主义轻视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上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俄国的革命，恰是知识分子所准备的，这班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教育过好几百工人的布尔希维克党人。俄国的知识分子——里面有科学家，也有工人——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在久时间的将来还是唯一的驾着马具的马，用来拖曳这个俄国历史的沈重车子。不管这辆车子已受过许多颠簸和震动，但是大众的心意，仍然是需要由外面加以指导的一种力量。”
直到今日，高尔基对于布尔希维克对付不属于该党内部正统派的人所用的手段，还不免怀着怨愤；他对于他们的压迫言论自由，以及他们有时对印刷品之发疯似的检查，始终是反对的。因为这个缘故，除到了最近，布尔希维克一向只把他看作一位有价值的朋友，但同时却把他看作一个异端，至多只把他看作一个“同路人”——这个名词是借用自托罗资基所造的，他对于仅是苏维埃的秩序之同情者，称为“同路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再撮述高尔基在悼念列宁一文里所说的下面这几段话：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在谋刺他（指列宁）的卑鄙企图未发生以前，我在俄国未曾遇见过列宁，甚至未曾在远处望见过他。后来我去访问他，那时他还未能自由地用他的臂膊，也不能动着他的穿孔的头颈。他听到我对谋刺的事表示愤慨的话，不愿意似的说，好像说些他所觉得烦厌的事情：
“‘这是一件殴打的事情。你对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只依着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方法做去啊。’
“我们这次的晤叙，很含着深挚的友谊，但是他的透视一切的小眼睛，当然对我注视着，他把我当作‘迷路’的绵羊，显然露着惋惜的意思……
“几分钟之后，列宁激昂地说道：
“‘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有人以为个人可和历史脱离关系，这是一种幻想。就是我们承认，有一个时候这样的人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寻不出这样的人了；他们在现在也不能存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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