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了。每个人，即至最后的一人，都被卷在现实的漩涡中，所受的联系，都比以前来得复杂的。
“‘你说我把人生弄得太简单化了吗？你又说这样的简单化有破坏文化的危险吗？’
“他（列宁）说后发出含着讥讽之意的老腔调：‘哼……哼。’
“他的锐利的眼睛越加锐利起来了，他用低微的声音接下去说道：
“‘可是，几百万的农民，有来福枪把他们武装起来之后，你相信他们不会危及文化吗？不会吗？你能否想象，宪法会议就能控制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吗？你，喋喋不休地责备乡村的无政府主义，固有你的理由，也应该明白我们的工作比任何人的更好些。我们要领导俄国的平民，不得不示以极简单的东西，在他们的脑子所能容受得下的东西。苏维埃和共产主义，那就是简单的。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什么？这并不坏，一点也不坏。请你叫那些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来吧。依你看来，他们是诚意地为公道的利益而努力，他们果真如此吗？那末他们为什么总是离开我们呢？请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唤起人民奋发自救，并把全部真理告全世界，这种重大的工作，是我们这班人干的；对各国指明达到‘人的生活’之直接的路径，跳出奴隶，贫穷，和耻辱的境域，这也是我们这班人干的。’
“他笑了起来，又毫无怨恨地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把这个（指着他的伤痕）给我放在这头颈上啊。’
“后来我们的谈话的热度降到常态的时候，他烦恼而疚歉的说道：
“‘我们需要知识分子：这个事实，我何尝争辩呢？但是你看，他们是怀着怎样敌视的心理，他们对于当前的需要是怎样的懵懂？他们不知道，倘若没有了我们，他们便是无能为的，他们便不能达到大众的。倘若我们不得不多所破坏，这却是他们的过咎啊。’”
在列宁的伟大的工作里，极需要有技能和脑子的人，这种殷切的需要之感觉，没有人比列宁自己更锐利的了；而在俄国人里面，这样的人材是怎样的缺乏，以及列宁所说“倘若没有了我们，他们便是无能为的”几句话，是怎样的真确，也没有人比高尔基更懂得清楚的了。在好几个世代里面，俄国的最高尚的男女青年都尽力要接近民众，要把他们从莫知莫觉和屈伏的情况中，唤醒起来，但这班青年总是不能被一般人民所了解。布尔希维克却能第一次作人民的喉舌，他们虽常被农民所怨恨和诅咒，但却未曾被他们怨恨得像局外人，像“骗人的绅士”。由于和布尔希维克合作，知识分子才能获得唯一的机会，和人民发生直接的接触，才能实行他们所自认的对于这班神秘的人民的爱。
虽然列宁对于这些过于苛求的知识分子有他的确有根据的怀疑，但他遇着有脑子的人，能利用着有脑子的人，也觉得异常的快乐。据高尔基说，列宁每和发明家，或炮队的将官，或科学院的会员谈话之后，对于俄国人思想的灵敏，更感觉到出于爱国的自豪。他对于俄国产生的人物如托罗资基，便觉得可以自豪。他有一次谈起托罗资基，用他的拳头击着桌子说道：“他们能否指给我看，另有什么人能于一年里面组织成功几乎可作模范的军队，而且得到军事专家的敬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将有奇迹啊！”
关于高尔基常为“截卡”的牺牲者说情，他有下面的几段话：
“我常把各种的请求来麻烦列宁，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替人向他恳求，引起他对我有着某种怜悯的意思，几乎看不起我。他每这样的问我：
“‘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忙于无意识的事情，是忙于无足轻重的屑务吗？’
“但是我仍干着在我看来似乎需要的事情，虽这位知道普罗列塔利亚的仇敌数量的人，用他的眼睛对我怒视着，还是不能阻挡我。他往往于怜悯中摇头说道：
“‘你使我在工人和同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在迁就了。’
“我对他说，同志和工人，正在激烈和暴躁的心境中，往往把自由及有价值的个人的生命看得太轻，看得太‘简单’了。这样的行为，依我看来，不但没有必要的，有时简直是荒谬绝伦的残酷行为，累及革命的良好而困难的运动，并且在客观上对于这运动还有很大的损害，因为这样一来，原可帮助革命运动的少数的大势力，都被排斥掉了。’
“哼——哼，列宁怀疑地这样低声哼着，正在回想着知识分子背叛工人的革命运动的无数事实。
“‘仅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无话不谈吧’，他接着说，‘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常因为怯懦，因为遇着他们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我们便不怕那些。理论和假设，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罢了。’
“但是我却记不起有那些事列宁拒绝过我的请求……”
高尔基对于列宁，由始至终，经过他们的友谊和冲突的各时期，所最觉得佩服的，是列宁的“铁的意志”——坚强无比的意志——这是在存心虽好而不能实干的知识分子里所很少遇见的。此外列宁还有一个特性为高尔基所注意的，是他对于痛苦的仇恨。俄国的生活和文学，似乎都把痛苦和悲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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