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文字与典籍
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样，随着地区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形成自己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夏化的语言”(张正明《楚文化史》。）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多。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斗，为子文之氏。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
楚国文字当在建国前就应已出现，但迄今为止，见于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受豕-又]钟、楚公逆的铭文。春秋时期，楚国铜器增多，铭文也大量增加。从这些铭文看，如与华夏文字相比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如楚字扭曲波折，为“虫篆”的雏型。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
楚国典籍丰富。《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可见楚国有自己的史籍，名为《[木寿]杌》，与鲁国《春秋》是并行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古今解此四书者甚多，因己亡佚，其内容不详。既是楚人能读，应与楚人传闻或著述有关。《国语·楚语下》记楚大夫王孙圉语：“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人视左史倚相、观射父这两位大学问家、大巫师为两大国宝，足见楚国典籍丰富，把掌握典籍，“能作训辞”、“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的人置为至尊的地位。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内容广泛，天地万物，人神典故，源远流长，无所不包，应与楚国丰富而深奥的文化典籍有关。
二、鬻子思想
鬻熊(鬻子)，商末周初人，是楚国的缔造者，楚人把他与祝融一样视为楚之先祖。《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又记楚武王语：“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贾谊《新书》更称周文、武、成三代均以鬻熊为师，请教国事。这样显要的地位，故其语为后人相传记录，成《鬻子》一书。
《鬻子》，《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已佚。现存本为清末叶德辉校辑本。贾谊《新书》和《列子》亦存有鬻子的思想言论。
鬻子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王道，或称为“治国之道”和“兴国之道”。他说：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
又说：
昔者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黄帝之道而行之。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鬻子》。)
此皆尚远古“禅让”之道，称颂五帝治天下的“王道”。王道与贤人相佐是分不开的。禹之治天下，得皋陶“七大夫以佐其身”；汤之治天下，得伊尹等“七大夫佐”，才得以“天下治”。因此，治天下，天下治，必须用贤。
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同上。)
圣人主政，贤人再多也不够用；王道衰微，贤士再少也显得拥挤不堪。鬻熊及其后封于蛮荒之地，立国创业维艰，故特别崇尚“王道”、“贤佐”，系统地提出了圣人治天下的理论，与楚人一开始面临的险恶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春秋以后，北儒南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走向。作为道家的先躯，鬻子在宇宙观上，虽然没有像后来老子那样提出道----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论，却也涉及宇宙生成的观点。如他说：
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
又说：
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鬻子》。)
这道虽然仍落实在王道或“人为政”这个立足点上，但他明确提出“天地辟而万物生”的观点，却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正国为鬻子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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