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ｌ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无休止的检讨。即使撇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何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他们托人为孩子寻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与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探听出孩子的生父姓杨，为了对得起那对可怜人儿送孩子来世上一趟，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头上捋些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头实在持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肉却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也许他们曾经想把小杨玲带走，只是养父养母不肯放弃；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意思，把她带在身边，难免总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他们当时究竟持何种想法，至今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发生在他们脚下。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她为“全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
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养父养母不理会她。他们需要的是钱，因为她流泪而抛掉握在手里的钱，那就等于抛掉了过日子的指望，他们不愿听她的。
确也是这样。光不催人自老，把王杨玲养到16岁，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已经63岁。这种岁数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气力。家里还有个叔叔，是个精神病患者，也56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撒下满世界乱跑。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当响，有时连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摆，除了扯八身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订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
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还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们。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