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财产型犯罪加速增长，是犯罪者反社会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是对犯罪者素质的“高看”。
所谓“严打”对于中国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来说，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为不断有新增的流民阶层加入这支队伍。
有部分人居然还在设想通过“红卫兵运动”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我不敢设想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但我肯定那样做的结果，只是使中国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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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有许多因素在短期内人们也许看不到它们潜在的危险，但它们却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长期的制约作用，如人口问题。本章专门分析人口、就业与犯罪的关系。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城市化
中国除了城乡经济差距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因现有城市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被迫维持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因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因而产生了种种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庞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狭窄的就业渠道
我国和所有不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劳动力市场上，又缺乏熟练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中国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就己达到12亿（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也不包括那些在户籍上没登记的人口）之多，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我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预计下世纪中叶才达到的l2亩，已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而更危急的是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惯性，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中叶。据人口专家们测算，假如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总人口高峯可以控制在15亿。而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7～18亿，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最多能容纳15～16亿人口，许多短缺性资源能容纳的人口低于10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在下一世纪的中叶将达到环境的最大容量值。据粗略统计，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1/3要用于新增人口和安排就业及退休人员。中国现时的经济问题、就业、新生贫困人口、社会治安等一些社会难题，无一不和人口过多有关。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据测算，“九五”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加，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将难以满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将达到1．53亿人，超过80年代以来历次就业高峯水平。50年代中国通过“低工资，高就业”那种“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已丧失了存在基础，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国有化企业拒绝这种非效益的用人机制。
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必将成为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的农村城市化
在分析我国城乡关系、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惜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谓“二元经济模型”有三个特征：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获得发展；二、在提供同等数量与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趣的是，据这位经济学家声明，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劳动力过剩”这一个词来表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事实，而用“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这一颇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事实。
凡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必须借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状况。在近年来中国所有关于改革的论著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理论界的深刻影响。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13种制度（近两年来有些制度如粮油供应制度等已废除）。考察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就会发现其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而产生的种种特点。
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可以说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国政府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