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探王之意，未尝知以尊德乐道为事，方且恃万乘之尊，不肯先贤者之屈，故辞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辞以疾者，非骄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与「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异矣。又孟子曰：「天下有达尊三：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贵者，爵尔，岂可慢夫齿与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辅导幼主，非可与达尊概而论也。又孟子谓蚳为士师，职所当谏，谏之不行则当去，为臣之道当如是也。为王之师，则异矣。《记》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师处其一；尊师之礼，诏于天子无北面。非所谓有官守、有言责者也﹖其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尝少戾于道，意谓人君尊德乐道不如是，则不足与有为。而谓「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过矣。 朱子曰：温公云：「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有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齿德，可慢彼哉﹖」愚谓孟子固将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则孟子辞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则贵贵也。贵贵，义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则非尊贤之礼矣。如是而往，于义何所当哉！」若其与孔子异者，则孟子自言之详矣，恐温公亦未深考尔。孟子「达尊」之义，愚谓达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则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一或相值，则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圣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齿德加焉。至论辅世长民之任，则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为屈伸以致崇极之义，不异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视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与权者知之矣。官守、言责，一职之守尔，其进退去就，决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从违者也。若为师，则异于是矣。然亦岂不问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禄邪﹖观孟子卒致为臣而归，齐王以万锺留之而不可得，则可见其出处大概矣。 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臣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尽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军旅之事，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而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何忍坐视其终委乎！ 辩曰：沈同问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国而私与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尝谓齐将伐之也，岂可臆度其意，预告之以齐无善政，不可伐燕欤﹖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国，未尝与己谋，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谋，政恐不免贻祸矣。或谓：其劝齐伐燕，孟子已尝自明其说，意在激劝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尔。孟子答问之际，抑扬高下，莫不有法。读其书者，当求其立言垂训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朱子曰：圣贤之心，如明鉴止水，来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问，以私而不及公，问燕而不及齐。惟以私而问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问齐，故齐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对也。温公疑孟子坐视齐伐燕而不谏，隐之以为孟子恐不免贻祸故不谏。温公之疑固未当，而隐之又大失之。观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然则燕之可取不可取，决于民之悦否而已。使齐能诛君吊民，拯之于水火之中，则乌乎而不可取哉﹖ 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可乎﹖ 辩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谓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间不责善。」父为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之谓也。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岂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观之：鲤趋而过庭，孔子告之「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诗》与礼，非孔子自以《诗》、礼训之也。陈亢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孟子之言，正与孔子不约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虽不可以不争于父，观《内则》、《论语》之言，则其谏也以微。隐之说已尽，更发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无分于东西，谓平地也。使其地东高而西下，西高而东下，岂决导所能致乎﹖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谓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岂陶染所能变乎﹖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 辩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盖言人之性皆善也。《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则孔子尝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之性禀于天，曷尝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恶，扬子曰善恶混，韩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牺生胎，龙寄蛇腹，岂常也哉﹖性一也，人与鸟兽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为最灵尔。由气习之异，故有善恶之分。上古圣人固有禀天地刚健纯粹之性，生而神灵者，后世之人或善或恶，或圣或狂，各随气习而成，其所由来也远矣。尧、舜之圣，性也；朱、均之恶，岂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气习渐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为上智，未见其遽能也。讵可以此便谓人之性有不善乎！ 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 辩曰：孟子白羽之白与白雪、白玉之同异者，盖以难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告子徒知生之谓性，言人之为人，有生而善、生而恶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所习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禀受亦从以异，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犹之水也，其本未尝不清，所以浊者，土汩之耳。澄其土，则水复清矣。谓水之性自有清浊，可乎﹖孟子非以辩胜人也，惧人不知性而贼仁害义，灭其天理，不得已而为之辩。《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以言万物之性均，惟人为贵尔。性之学不明，人岂知自贵哉﹖此孟子所以不惮谆谆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晓，恐隐之之辩亦有未明处。 礼，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嫌其偪也。为卿者，无贵戚、异姓，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君有大过无若纣，纣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亲且贵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纣之过大而三子之贤，犹且不敢易位也，况过不及纣而贤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惧斋王也。」是又不然。斋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 辩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变。尧、舜之让，汤、武之伐，皆变也。或谓尧、舜不慈，汤、武不义，是皆圣人之不幸而处其变也。禅逊之事，尧、舜行之则尽善，子、哙行之则不善矣。征伐之事，汤、武行之则尽美，魏、晋行之则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岂得已哉！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为美。或曰：「从正则天下危，从变则天下安，然则孰可﹖」苟以安天下为大，则必曰从变可。惟此最难处，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异姓之卿，擅自废立，后世犹不得而非之，况贵戚之卿乎﹖纣为无道，贵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视商之亡而覆宗绝祀，反复谏之不听，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谏而死，孔子称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许之者，疑于大义犹有所阙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绝何！季札辞国而生乱，孔子因其来聘，贬而书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义，书法甚严，可以鉴矣。君有大过，贵戚之卿反复谏而不听，则易其位，此乃为宗庙社稷计，有所不得已也。若进退废立出于群小阍寺，而当国大臣不与，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专诸杀其君僚，《春秋》书吴以弒，不称其人而称其国者，归罪于大臣也。其经世之虑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遗意欤﹖ 朱子曰：隐之云三仁于大义有阙，此恐未然。盖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献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论之。况圣人之言仁义，未尝备举，言仁则义在其中矣。今徒见其目之以「仁」而不及「义」，遂以为三子犹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数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昔伊尹去汤就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楼楼皇皇，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辩曰：孔子之于鲁、卫，始接之以礼，则仕；及不见悦于其君，则去。岂可谓不为礼貌而仕欤﹖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岂可谓不为饮食而仕欤﹖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谓孔子栖栖皇皇，不为礼貌与饮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礼则就，礼貌衰则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则是言也，未尝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为饮食，则当慕夷、齐可也，又何仕为﹖圣贤固不专为饮食，其所以为饮食云者，为礼貌尔。而谓古之君子能辟谷者邪﹖不顾廉耻而苟容者邪﹖诵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轻重之可否，何说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礼貌衰未衰为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赐，则岂君子之本心哉！盖当是时，举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则有能接我以礼貌而周我之困穷者，岂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为犹可就也。然孟子盖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处，则在所择矣。孟子于其受赐之节，又尝究言之曰：「饥饿不能出门户，则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是而观，则温公可以无疑于孟子矣。而隐之所辩，引孔子事为证，恐未然也。 所谓「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尔！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辩曰：仁之为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顾所行如何尔。尧、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汤、武之于仁，学而知之，体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谓非仁则不足以治国家，服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实非仁也。而谓「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远近、多寡之间尔」，何所见之异也！孟子之言曰：「尧、舜性之，汤、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归，恶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谓「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为仁尔。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隐之以五霸为困知勉行者，愚谓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与勉行固异，而彼于仁义，亦习闻其号云尔，岂真知之者哉！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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