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画，大概唐以前，多注重形象之酷肖，宋则于理中求神；元于形理之外力主写意。至于明，总承先代之遗风，有主重形者，有主重理者，有主重意者；然主重理者极少，而主重形者又多为未尝习画以古道自泥者流；主重意者，则多为深于画学之士大夫。盖明承元后，受元画之影响，自较切近，且因艺术思想程序上之蜕变，重规则者多重形，主放任者多重意。至于理，则须于形意之中，复宜加以极精之体会，而明人实少此细心也。我国图画上所谓法与意，经前贤挥发殆尽，明人仅承其教而演习之，有所作，必以得古人之法与意为上，于是临模一道，几为明人习画者之不二法门。虽思想极解放，艺术极高明者，亦以追踵古人为能事；其泥古者，多学唐以前法则，重在得形，否则多近法元人，以写意鸣高；其宗宋人者，亦往往失之过于形似，或失之过于写意。总之，明人图画之思想杂，学术浑，美言之，可谓集前代之大成；毁言之，则为杂法前人，极无新建树之可言。
王履《华山图序》云：“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画物欲似物，岂可不识其面；古之人之名世，果得于暗中摸索耶！”此形与意相提并论，而侧重形者也。沈颢曰：“画中有物，物中有声，嘉隆而后，神骨俱乏，况声乎？”所谓画中之物，形也，物中有声，理也；是形与理相提并论，而侧重于理者也。练安曰：“画之为艺，世之专门名家者，多能曲尽其形似；而至其意态情性之所聚，天机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人胜士，超然有见乎尘俗之外者，莫之能至。”李日华曰：“古人绘事，如佛说法，纵口极谈，所拈往劫因果，奇诡出没，超然意表，而总不越实际理地；所以人天悚听，无非议者。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有吐出，便是矣。”是则轻视形似而并重理与意者也。明人图画之重意，论之者实繁有徒，何良俊之言曰：“画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屠隆之言曰：“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画花，赵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陵老子之于诗也。”又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笔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周天球之言曰：“写生之法，妙在得化工之巧，具生意之全，不计纤拙形似也。”岳正之言曰：“画，书之余也。学者于游艺之暇，适趣写怀，不妄挥洒。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韵不在巧；巧则工，象则俗矣。”诸家所论，要皆主轻形似而重意趣，图画既主意趣，故不重描而重写。重写，故多乐以书法入画笔，而文人擅其长。其画尤于山水为近。薛冈曰：“画中惟山水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故文人之笔，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虫花草，多出画工，虽至精妙，一览易尽。”文徵明曰：“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时虽极重规矩之界画，亦受此思想之影响，而近于写意。文氏又曰：“画家宫室，最为难工，谓须折算无差，乃为合作，盖束于绳矩，笔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王肯堂曰：“郭恕先界重楼复阁，层见叠出，良木工料之无一不合规矩，其余小艺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画者，握笔不知轻重，而辄蔑弃绳墨，信手涂抹何哉？”是皆其反证也。当时画家，既多以写意为重，而意不在人，殊难捉摸；非有所修养，不足以善其意而见美于画，于是多有因此而主情性之修养。文徵明自题其米山云：“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李日华论之曰：“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模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圬墁之工，争巧拙于毫厘也。”夫以高怀达情之士大夫，固非以画为事，乃以画为寄者；以画为寄，即以寓意求趣为能事，谢肇淛曰：“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至花鸟翎毛，则辄卑视之，至于鬼神佛像及地狱变相等图，则百无一矣。”可知以意趣为宗之结果，花鸟翎毛佛像等之宜以形象见胜者，皆少人顾问。当时人如王肯堂、李日华等，虽考古证今，多所反议，当时势所趋，思潮难挽，而明季写意之风，尤称盛焉。此明人绘画思想之概；论其绘画之事，则可分四端述之：
画学以思想之趋舍为趋舍，明人之图画思想，有主模古，有主写意。模古写意二事，本各立于极端；但在明人，以为模古非可专以古迹之是模，必得其意，且见我意；写意亦非可纯以我意之是写，必以古法为规，且存古意。故论明人之画学，可以模古写意二种括之。
模古 吴宽曰：“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此数者，人所尝见，虽乏图画，何损于世，乃疲精极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迹，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见，宜表着之，反弃不省，吾不知其故也。”王肯堂曰：“前辈画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癖。胸中丘壑，幽映回缭，郁郁勃勃，不可终遏，而流于缣素之间，意诚不在画也。自六朝以来，一变而王维、张璪、毕宏、郑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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