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礼成诣太庙躬谢之仪，唯先祭三日诣太庙，以配享告。从之。帝欲增郊坛从祀之神。崔亮奏：“汉唐烦渎，不宜取法。”乃止。(《通典》。 ) 洪武二年八月，建望祭殿。(《实录》。 )帝虑郊社诸祭，坛而不屋，或骤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于大尉厅望祭、及《元经世大典》坛内外建屋避风雨故事，奏之。遂诏建殿于坛南。 帝一日问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参，班列东西，何也？”亮对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陛，北向，答阳之义也；祭社，升自子陛，南向，答阴之义也。若群臣朝参，当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陛，朝班分列东西，以避驰道，其义不同。” 亮又言：“《郊特牲》曰：‘器用陶匏。’《周礼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与古意合；而盘盂之属，与古尚异。宜皆易以瓷，惟笾用竹。”从之。(已上皆《崔亮传》。 ) 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礼志》。 ) 二月，太常少卿陈昧言：“《周礼天府》：‘孟冬礼司民、司禄，而献民数、数，则受而藏之。’今圜丘郊祀，宜以户口钱粮之籍陈于台下，礼异，藏之内府，以见拜受民数、数于天之义。”从之。(《实录》。 ) 六年正月，选朝天宫道士供事郊坛。(《三编》。 ) 《御批辑览》曰：“郊坛理宜诚肃，骏奔执事，岂宜司以羽流？当时议礼诸臣如刘基、宋濂、詹同辈，俱博古而达于政体，何不闻一言匡正耶？至嘉靖时，而斋醮事兴，益以崇尚道教为务，此其滥觞矣。”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桂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言是也。”(《桂彦良传》。 ) 是年，增设天下神只于南北郊。帝谓詹同曰：“大祀：终献毕，始行分献；礼未当。”同乃与学士宋濂议以上：初，奠玉帛将毕，分献官即行初献礼；亚献、三献皆如之。(《礼志》。 ) 八年十一月，学士乐韶凤等奏定大祀祭坛脱舄之仪，谓：“古者以履不上堂为敬。汉魏朝祭皆洗蔑，惟萧何‘剑履上殿’，以为异数。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所以崇敬也。今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祭曰，大驾入幕次脱舄，始升坛殿行礼。分献陪祀官皆脱舄于外，协律郎、乐舞生皆洗蔑上。”诏行之。(《实录》、《春明梦馀录》。 ) 九年，定郊社大事，国有三年丧，不废。(《吾学编》。 ) 十年八月，帝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欲举合祀之典。命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十一月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续通典》。 ) 文彬案：太祖厘正祀典，革除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去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改从本称，尽洗汉、唐以来陋习；又分祀天地，举千数百年相沿之误，一旦整饬，洵足为万世法守。未几，感齐居阴雨，仍改天地合祀，立大祀殿，屋而不坛，合圜丘明堂为一制；此失礼之尤者。揆其意，不过欲省烦而趋便耳！彼时礼部长贰官如朱梦炎、李冕辈，庸暗不识大体，未能抗疏力争。沿谬百六十年，至嘉靖始复旧典。然非夏言辈力排群议，亦未能赞成其美。则甚矣复古之难也。 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南郊。(《本纪》。 )又建神乐观于郊坛之西，以处乐舞生。(《实录》。 ) 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礼志》。 )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南郊誓戒毕，帝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务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大训记》。 ) 正德十年正月戊辰，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礼。给事中王良佐言：“郊庙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齐、致斋有常期，有专所；当祭之日，夙驾而往；行礼之际，无贰尔心；期昭格也。迩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庙，薄暮方出行礼。十日郊祀，七日当誓戒，臣等导驾与百官俱朝服，候至夜漏下，忽传闻免朝，不知旨从何出？九日，车驾当临斋宫，百官莫不晨趋以俟。乃薄暮方往，仓猝至坛；行礼甫毕，旋即下营。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游幸也？及次日驾还，复至夜分。城门失启闭之期，禁闼纵驰骋之乐，一切非时与制。乞自今祭祀朝贺之期，经筵讲书之候，起居寝兴之节，务各及时遵制举行。”不报。 十二年正月戊寅，召百官至左顺门，告以“己丑郊竣，将幸南海子观猎”。廷臣极谏不听。及期，速蒇祀事，遂往畋。 十三年正月丙午，帝至自宣府。庚戌，当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齐，遂行礼。(已上《三编》。 ) 十四年正月甲辰，改卜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圣驾未回，请改卜。内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礼科给事中邢寰等言：“祖宗以来，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岁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复一日，不惟隳祖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祗畏天地之道。请如期返跸，以成大礼。”礼部尚书毛澄等驰疏谏曰：“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伏乞趣驾速还，躬亲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俱不报。壬戌，钦天监奏拟郊祀日期。传旨，令择二月上旬以闻。太常寺奏：“仲春当释奠先师及祀社稷，而郊礼未成；请俟郊后，择丁、戊日行礼。”报可。 喜靖十年九月丙辰，罢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辑郊社诸坛，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黄芳等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统祀于京师，其在南京者，可弗举也。若有时祭告及灾变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祭告孝陵及山川诸神，不必备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为然，遂罢之。(已上《实录》。 ) 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升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礼志》。 ) 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朔，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号。(《本纪》。 ) 隆庆四年十一月己卯，祀天于南郊。旧制：郊毕举庆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礼久废。至是，礼部尚书殷士儋始考定旧仪行之。(《殷士儋传》。 ) 万历十三年，礼科给事中王三馀疏言：“郊祀必躬亲，载之《会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坛；恭绎德音，宣示臣工，共图修省。今岁似宜亲郊，以答天戒；代摄之举，未可以为常。”疏入，帝以其奏请不早，诘责之；仍遣官代。(《三编》。 ) ◎郊议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导只。’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隹上，(校点者案：《明史礼志》作“隹上”。但《史记封禅书》作“隹丘”。 )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郑玄又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只；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只。’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唐历千馀年间皆因之。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皇地只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渎从祀。”太祖如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礼志》。 ) 《三编质实云》：“按《唐书》：‘睿宗太极元年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是亲祭北郊者睿宗，非元宗也。此议偶误耳！” 嘉靖九年，帝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张璁曰：“《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只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总：“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上复谕璁曰：“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殿太祖前，不吉，议且寝。会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裹，因令璁会言陈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上切责之，乃敕礼部会廷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只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于是下言疏，令礼部一并议行。三月丙申，璁录上《郊祀考议》一册。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祀、实柴、燎之礼；以祀地只则有血祭、沈、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只。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太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只，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赍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未尝以分祭为非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宝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只之祭，而自为一说耶？”疏入，下礼部，令折衷群议以闻。辛丑，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钅宏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於古礼。但坛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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