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城市，这么肮脏，这么喧嚣，漫天的尘土和漫天的秽语，像鞭子一样整日整夜地抽打着我，以至抽搐的灵魂和颤抖的心，几乎是在哀求地问我，你为什么来这儿了，怎么不似那黑鸦鸦灰蒙蒙匆匆归去的蚁阵般的人呢？
这是除夕之夜，我徘徊在突然寂寞起来的大街上，四空无一人，只有从北方远道而来的寒风在身边切而温柔地走动着，一只纸烟盒，一只塑料袋，是它那左右交替的脚步。我像老朋友一样傍上它，相偎着默默地听着各自的脚步声响彻城市。尽管我知道，这种相随只是很短的一刹那，我还是觉得我们一起走了很久很久，不然我怎么会撩起两飞快地去追它撵它，如同面对一位正在离去的人，把一双位望的眼睛望得滴血！
北风消逝在南边！那里有从梦里盼醒的老父老母！有在梦里呼我唤我的儿子！生命把我托付给自己，可我的心不仅仅属于自己，我实实在在地想将它交寄给风，在那零点的鞭炮声中悄悄飘落在他们的窗前，不说祝福，也不说欢喜，只需看一眼那份情骨肉的温馨，看一眼老父老母的安康，看一眼儿子的快活。北风只顾凋零，它摩天而去，抛落我于一片萧瑟冷寂陌生孤独之中。
这不怪谁，其实我已流得太久了，只是从前自己不知道。当我有朝一日开始明白过来时，当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灵魂一直无安放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生活在击打一个人时总是这么无情无义，一点也不在乎人世间的所有顾虑与禁忌。这种情绪使我后来特别容易伤感，常常让眼泪不加约束地淌出来，包括在看儿子的照片时，听《一封家书》时，以及观看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时。
眼下这般只是自我的一种印证，我总是不太相信自己流了那么多年，所以我需要对自己加以考验。自从92年秋天的那次逃避开始，我一直再也无法对此加以否认。随后一次次地出走反倒让我觉出了一种心与身、灵魂与血肉的和谐。仿佛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流汉。
12月底，一个朋友的母做70寿辰。庆祝宴会举行到半截时，我偷偷地走开，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听凭那泪涕洗面。就在不久前，老母过生日，她的子女都回去了，唯独我这她最最惦念的长子没回去，而与我同城的小全家都回去了。一切的眼泪，一切的忏悔，都是无益的。她要的r是看我一眼！泪洗面又洗心，这通常不是流汉的行为，流汉是没有眼泪的。我有眼泪，我只是一个流者。
其实，除了北风，大街上也还有人。拐过一个弯，五彩缤纷的灯光里面，团圆酒宴正酣，成排的出租车也打扮成富贵模样，穿梭着接送那美满家庭。我不肯让他们撞见，这并非是我的孤单会给他们带来不吉祥。我的苦楚还没有如此的魅力，我只愿这苦楚永远只属于自己而不殃及旁人。按照自己的愿望，那僻静如山中空谷的大街小巷才能够穿行在我的脚下。
我一点也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这种时刻遇上铁路。然而，人车又吼又闹地闯入这片流者的宁静，然后将那生冷僵硬的轨道甩在我的面前。火车大约是要在这个城市里停下来，行驶的速度一点不快，一张张盼归的面孔在车窗上印得很清晰。我本来应该是这同样的一片风景，可现在我成了一个冷眼旁观者，仿佛这一切与我无关。
火车搅起的风很硬很劲，我像硬汉那样将领弄竖起来，毫不畏缩地迎着它向前走，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对于一个流者来说，这是他唯一的精神财富。
天地间又归于平静，只有铁轨上有一种细微的声音。这种时刻，这种声音应该叫作历史，或者更直接地叫做历史的声音。一切的历史都是关于它那个时代蛛丝马迹的袅袅余音。
顺着铁路，我走进我的历史。当然，这种进入与铁路毫无关系，它太生硬，不可能承载那半云半雾的思绪。追忆需有宁静的安抚，就像高空风抚过垂垂的电线发出那种近乎思念的嗡嗡声。铁路的另一边就是原野，它的气息使我忘了侧边的城市，并让我寻得了那久违的情的感觉。
在这茫茫夜空之下，我明明白白地看见我们家族的历史正向我流而来：曾祖母、祖父和父！父的高高大大使我愈发显得瘦了；祖父依然同我见过的时候那样，驼着背，两手放在长棉袍里，我不知道他是在捂着那痛了一辈子的胃，还是揣着一只泥做的烘篮，这是他在隆冬时节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两种动作；曾祖父则是那种无法看清的模糊，我一直想将祖父和父的形像捏合成曾祖父，任凭怎么努力也终难如愿。
我没有见过曾祖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挑着担子卖瓦壶罐的，成天到晚在四游荡吆喝，他有没有来到城市，已无人能说清了。但祖父来过。祖父来到城市的第三天就被日本鬼子当街打得死过去。祖父没有城市的良民证，他是借用别人的被鬼子们发觉了。他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来挣几个钱养家。祖父活下来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奇迹。父则比祖父幸运多了，他在49年之前，来到城市从事一种惊险的工作，他将共产的传单标语偷偷地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却从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不管怎么说怎么看，有一点是无疑的，对于城市他们通通都是流者，最终他们都无法不回到他们的乡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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