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欺软怕硬，都倾向于接受强权者的逻辑，再加上长期以来俄罗斯威胁论的熏染，美国在挑拨法、德、日与俄、中之间的关系上还是有一定成绩。在亚洲，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舆论的挑拨最为明显。中、日两国都有一些力量被国际舆论误导。由于中国实际上差不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圈的重要成员，日本通过对中国的投资，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变成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已经十分明显。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成为日本经济竞争力持续强劲的保证，日本也只有借助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其争雄全球的野心。现实地说，日本并没有必要通过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军事侵略不但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反而有可能被拖垮。因此，中日之间已经存在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了。但是，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日本的重大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华盛顿手中。一位日本学者对笔者说：“日本要想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必须在敌视中国的外表下进行。日本要增强军事力量必须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才能避免美国的疑忌。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是对着中国人的，那么尽可听之任之。而事实上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外貌下，很可能发生对象的转移。日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着的《日本可以说不》之所以引起国际上的轰动，即因为这是日本公开向美国说‘不’的第一个声音。日本在美国掌管下唯唯喏喏地渡过了战后半个世纪，又面临着美日经济越来越严重的摩擦，它会懂得谁是它的真正敌人的。最近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就是日本独立倾向的又一最新表现。”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懂得美日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则完全可以一方面继续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战略协作。中国采取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满足了日本的根本利益，日本右翼的反华情绪和军国主义倾向才有可能减弱。从日本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如果日本既面临着美国这个长远利益的对手，又被中国所排斥，则日本必然感到十分孤立，因而就会表现出极端主义的情绪。德国今天所以表现不错，一般人都以为是德国人的素养好，但问题很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由于法国接纳了德国，法、德共同在欧洲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德国逐渐增强着对欧洲事务主导作用，它不感到孤立，所以该道歉的道歉，该认错的认错，表现出很好的素养。这对中日两国处理中日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当然，如果中国这样处理问题，美国肯定会不高兴。但国际事务并不是以谁高兴不高兴为转移的。如果中日加强协调，则美国借以威胁中国的力量就会减弱，中美关系才真正有可能健康发展。美国人尊重的是对手，欺侮的是朋友，只要是认真研究过美国二百多年来外交史的人都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如果中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真正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以中国人纵横捭阖的外交智慧，是不难开辟出可供我们执行自主的国际竞争战略的外交空间的。比如，我们可以增强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与技术合作，购买空中客车而不是波音，与丰田合作而不是与通用汽车合作，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和经济交往而不是访问美国军港等。这样，中国的民用技术和产品有可能在俄罗斯和其他南方国家中得到市场，中国的产品也可能不再遭到欧盟的反倾销调查。一旦中国采取近欧亚大陆、疏美国的外交路线，特别是加强与俄罗斯合作，则中国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夺回一些中美关系的主动权，美国就不敢对中俄周边轻举妄动。毕竟美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的战争成本就将急剧上升，而收益可能直线下降，讲究利润的美国就会收敛得多，而世界和平也有可能增加几分希望。
这就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中国的外交路线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什么是战略伙伴关系呢？辞海说：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是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等因素确定的。战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规律的分析与判断，战略方针、任务、方向和作战形式的确定，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的生产，战略资源的开发、储备和利用，国防工程设施，战略后方建设，战争动员，以及照顾战争全局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等。或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从上述定义中，我们注意到，战略运用的前提实际上是存在敌我双方，或敌我友三方，而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在我、友双方共同对敌的结盟关系。如果说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90年苏联解体时期，中美之间还多少可以说存在战略伙伴关系的话，那么苏联解体以后，这种关系实际上已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敌对关系，至少美国是把中国当成其称霸道路上的绊脚石来看待的。正当我们的一些人用冷战思维来求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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