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四分五裂，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奴隶主们既缺乏战略远见，又害怕国内贫民趁机造反，结果被罗马远交近攻，一一收拾，收编为罗马行省。罗马统治四百多年后，愈益骄奢婬逸，罗马公民不事稼穑，专事游猎、娱乐和征战，吸干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血液。统治集团纷争不已，各行省起义不断，整个帝国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的日尔曼部落不断侵袭罗马领地，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崛起再一次揭示出，那些貌似庞大却内囊腐朽的帝国是如何不堪一击。从社会阶段看，游牧的蒙古部落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与“先进”的封建大帝国相比，其“落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成吉思汗的铁蹄先是踏平了北方的金，继之又征服了南宋，入中原大地竟如入无人之境。原因亦无他，唯偏安、腐败耳。
为什么腐败比落后更容易挨打呢？从语法角度看，因为腐败使一个民族人心涣散，国将不国，此即解构了主语，而落后只是对主语性质的陈述。主语既不复存在，则谓语又从何谈起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了。事实上，30年代的苏联尽管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联广大劳动者依然热爱社会主义苏联、拥护苏共和斯大林的领导，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是次要的，对敌斗争和建设家园的统一意志是主要的，苏联有一个作为整体的、坚强牢固的“我们”。在主语存在并且牢不可破的前提下，主要问题就是改善谓语状况，亦即使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加先进，国民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变“落后为先进”，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尽可能减少牺牲，尽可能迅速地战胜敌人。
这就是说，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是有前提的，不能离开前提任意套用。毛泽东肯定“落后就要挨打”包含着同样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毛泽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有诗为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旦内部出现裂痕，则消弥裂痕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头等大事。事实上，一切有战略眼光的领袖都会这样处理问题，即重视主体胜于手段。
挨打意味着什么？
“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挨打。国家之间的打架和日常生活中的打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日常生活中确有以复仇为目的的、不计后果的打架，而国家间的打架总是为经济利益驱动，往往是为了争夺对领土和劳动者的控制权、奴役权。不计后果的打架是不计成本的，即使发动自杀性进攻也在所不惜；以争夺控制权、奴役权为目的的打架则遵从经济规律，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战果，即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反之，如果打人者意识到打的成本很高，所获却可能甚微，它就不敢打。因此，这种理性的打架是智慧、勇气和力量的较量。国家间的打架是渐进的，强势方总是先摆出一付打架的样子，然后提出一些有限的条件，比如租借港口、承包铁路经营、要求开放门户、降低关税等，威逼弱势方接受。如果弱势方不敢动员己方力量迎接挑衅，接受了这些有限条件的话，那么在强势方看来这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此，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过一定时间，强势方又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如此反复进逼，就可渐进地不断加速地征服弱势方。
但是，如果弱势方一开始就不屈从呢？最好的结果是强势方在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面前退缩，弱势方胜利地保卫了自身利益，而且没有挨打。最坏的结果是强势方骑虎难下，不得不发动进攻，弱势方挨打。也就是说，弱势方不屈服就必然要作好挨打的准备，如果一点不想挨打，赶紧趁早投降当俘虏。而所谓国家挨打，则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民做出牺牲。于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摆在了弱势方决策者和全体人民面前，是现在做出部分牺牲保卫全局和长远利益呢，还是以和平的名义屈膝求降？我相信，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决策人和公民都会选择前者。
其实同是挨打，程度不同。如果一开始就作好挨打的准备，则强势方还没有东西下肚，力量也还有限，真的打起来，无非是皮肉之痛。1894年甲午海战时，日方力量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上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但是由于清政府迷信武器，对日本侵略意图认识模糊，防备松懈，军队将领大多腐败无能，训练无方，虽有部分官兵英勇抗战，但总体形势一触即败。北洋水师覆灭其实还是皮肉之痛，如清政府能受刺激而调动民众的力量，振作起来，则仍可能将日本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驱逐出去，但清政府却采取了投降路线，向日本割地赔款，大大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力量，为日本并吞东北全境，进而发动灭亡中国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事情很清楚，如果怕受皮肉之痛，则下一步就会遭伤筋动骨的打击。对于一个人来说，伤皮伤肉的挨打其实并不可怕，正好活动一下筋骨，增强一点勇气，锻炼一点打架的本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把军事基地、铁路、机场、港口比作筋骨，而炼油厂、油库、钢铁厂、化工厂、粮库等比作内脏的话，甚至动筋动骨、内脏破裂的挨打都问题不大，越南和前些时候的南斯拉夫领土就都伤到了这个程度，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财富，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最可怕的是神经瘫痪，整个有机体失去统一协调指挥，或被炸弹吓出了精神病，一听说要挨打，赶紧答应人家的条件。
实际上，这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准则是相似的，怕挨打的人老挨打，最后被打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怕挨打的人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逐渐人际空间越来越大，成为号令一方的人物。美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主。人们常常记得尼克松首次访华时那句名言：“我是为美国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反共老手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中国之行辩护和打气，因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在了中越人民的手下，尼克松是被打怕了。是求和来了。当尼克松在毛泽东的书房受到接见时，尼克松的心态就如同朝见历史老人一般。
实现从“落后就要挨打”到“以弱胜强”的心态转换
以上简略解析了“落后就要挨打”，但这句话透出的心态无论多么积极，多么团结，多么不怕挨打，都是被动的、防卫型的。在敌我长期较量的事实面前，更加积极、更有作为的心态应该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众所周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上，人们常常囿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定式，下意识地认为“落后必然被动”。因此，“落后”者说主动仿佛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这仍然是迷信武力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如果以孙子兵法判断战争胜负的五要素来思考问题的话，“落后”者常常可以利用“道”的优势使自己处于战略攻势地位。极端的例子便是陈胜、吴广式的“道”，由于掌握政权的强者道义丧尽，一夜之间强弱易势。比较有现实感的例子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姿态，由于共产党号召全面抗战，揭露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道”，延安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圣地，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从此处于攻势。再如，在五六十年代，虽然东方阵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仍不如西方，但由于西方刚刚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惨败，而社会主义则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象征，因而东方阵营处于攻势。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能带动美国国内的黑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高涨，引起法国五月风暴。西方统治者忙于应付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高涨，哪有什么心思对外侵略扩张呢？
由此反观，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说一不二，除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一极独大外，还因为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成功泛滥，因为东方阵营的垮台导致了社会主义道义国家力量的丧失。西方卫道士们可以腆着大肚子宣称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谈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还能再搞几年。既然早晚要走西方的道路，当美国的孙子，挨打挨骂、受辱受气也只好忍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国际形势上的被动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空间。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曾经说过，“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这并非偶然。”①同样，我们可能也得承认，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真诚的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的基点。
①［埃及］萨米尔·阿明着，高涅译：《不平等的发展》，第32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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