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利益原则推断，有人甚至怀疑某些学术精英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了。我却以为，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士的屁股也许是明显地坐到了跨国公司的板凳上，然而，大多数热情拥护者们则是受市场浪漫主义的思维定式所支配。
●已经处于衰落中的西方经济学教务在中国却被“化腐朽为神奇”了。作用就是：当发达国家一刀刀地宰割中国时，给中国人民做了全身长效致幻性*醉。
●然而，艾奇逊们打错了算盘。就是在与西方世界完全脱钩的前30年里，中国人均寿命迅速从35岁提高到近70岁，原子禅、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一个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队伍得以形成，为后2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信心来源。
●“看不见的手”、“比新优势论”和“经济成长阶段长”是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市场浪漫主义。
●对某些以了解高层想法自居的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浪漫主义只是蒙骗多数人到“天津”去的障眼法。
●竞争的时代需要用竞争的头脑思考问题，这才不会唱着爱国的高调跑到卖国的胡同里去。
很多朋友问我，既然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很弱，为什么我们还要非“入世”不可呢？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新闻界甚至实业界会那么热情地追求“入世”的目标呢？
这的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愿意相信，中美进行“入世”谈判应该是务实的。问题在于，许多媒体都在不务实地把加入wto渲染成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按照利益原则推断，有的人甚至怀疑某些学术精英的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了。我却以为，虽然不排除个别人士的屁股也许是明显地坐到了跨国公司的板凳上，然而，大多数热情拥护者们则是受市场浪漫主义的思维定式所支配。所谓市场浪漫主义，其实上是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即相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每人追逐个人利益便会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已经提出了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相对抗，但由于亚当·斯密学说在维护私有制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独特作用，直到30年代以前，市场浪漫主义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正统派才失去对现象的解释权，所谓“市场失灵”问题才引起重视，而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也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即使如此，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对市场浪漫主义的全面否定，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把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从而以“退一步、进二步”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市场机制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维护了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接受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在按照“看不见的手”所指出的自由竞争逻辑改革经济体制，达到了“指引我们事业方向的是竞争，领导我们的力量是资本”的地步。这样，国人渐渐放松了对竞争逻辑的负面效应的警惕，忘记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落后地位。事实上，活跃在今天中国经济学神坛上的知名人士大多数都是自由竞争逻辑的崇拜者，打开报刊杂志满眼都是如何扩大内需，启动消费，防止通货紧缩等标准西方经济学概念。十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接受着市场经济大课堂和大学经济学小课堂的熏陶，培养着对自由竞争的崇拜，尝试着透过西方经济学的有色眼镜观察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也越来越体现出对自由竞争的无限崇尚，以至新闻舆论界渐渐沦为亚当·斯密学说的推销商。当自由竞争逻辑如此深入人心时（在这一点上，自由派人士恐怕得感谢舆论一律，否则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肯定会起来与斯密叫板），体现着这一逻辑的wto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神。
因此，当我们对“入世”进行思考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不得不对市场浪漫主义作一番深入的讨论。
“看不见的手”代表谁的利益？
亚当·斯密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他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斯密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小段论述，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和争辩，成为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经济学饱学之士的衣食之源，也成为包装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一件最漂亮的皇帝新衣。
中国人很难想象，当英国的商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中国贩卖鸦片时，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促进公共福利的；印第安人也很难想象，当哥伦布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来到美洲大陆时，他是怎样通过屠杀印第安人促进公共福利的；非洲人更难以想象，当他们被追求个人利益的欧洲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时，公共福利是怎样得以促进的；斯密时代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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