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并不一定必然分享真正信仰者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对这种乌托邦的经济和社会保持着个人的敏感。然而，他们在经济科学领域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信仰的生产和再生产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这些经济学家信任那些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去接受实验检测而证明的模型，这导致他们轻视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常常无法理解真实的必然性和极度的复杂性。他们参与促成了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他们为了这种神话而献身。
同经济学家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的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思想相联系的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另一种倾向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崇拜成功者，并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依靠各种保守的力量来摆脱新自由主义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行不通的。向“自由主义”的过渡就像大陆漂移一样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着，因此它的影响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了。它的最可怕的影响都是些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被目前那些在捍卫旧秩序的人中兴起的对这种过渡的抵制所掩盖，这些抵制者利用旧秩序和社会资本储备来保护目前的全部社会秩序。这种社会资本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再生产的话是注定要消失的，但这些“保守的”力量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也是抵制新秩序建立的力量并可以变成颠覆性的力量。如果仍然有理由不悲观的话，那就是在国家机构和在社会行动者和价值取向中仍然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唯有通过努力去发明和建设一种新社会秩序才能够抵抗挑战。这种新社会秩序将不会把利己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个人对利润的[jī]情当作唯一法则，相反它将为集体的价值取向让出空间。这种集体的价值取向合理追求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达到和为集体所认同的目标。
原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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