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
去年十月，笔者曾写过两篇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文章。它们的内容，除自己底积极意见之外，主要是批评陈伯达、艾思奇两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附带对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诸先生底意见略事批判。由于《中国文化》暂时停刊，及其他原因，迄今尚未发表。最近读到胡风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长文（分载《中苏文化》及《理论与现实》），发现拙文有不少地方意外地与他巧合，如照原样发表，即令不是掠美，也颇有附骥之嫌，因此把两文合并删节，另加对胡先生新偏向的批评，成为此文。
我们知道，首先在中国正式提出民族形式问题的，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廿七年冬对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国内文艺界之展开讨论，也多半以此为根据，但由于误解或割裂曲解他底话，就产生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他的话很值得在这里重抄一下，供我们仔细研究：“……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关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他在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对民族形式的含义，也给了最科学的解释。照他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就是在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的运用（中国化），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大众化）。把这个解释应用到文艺上，由于我们底进步新文艺正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外来的（外来不等于外□（原文此处为□），我们之接受新文艺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样主要是由于内因——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也可以说，文艺的民族形式，就是这进步新文艺在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运用，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反映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使它成为新鲜活泼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很清楚，所谓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只是“在中国环境的具体运用”底一个注释，或其同意语。在文艺上，这作风与气派，只能在对民族现实生活的正确反映中表现出来，不能了解为中国所固有的什么抽象的作风与气派，更转而了解为抽象的中国所固有的“形式”。如果这样了解，则今天的剪发天足，就应该恢复为拖辫子缠小脚，因为后者才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依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解释，把人类的进步文化（马克思主义便是人类进步文化之大成），按照我们民族的特点来应用，就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文艺的民族形式自然也是如此，只从字面上了解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因而认为只有章回小说、旧剧、小调……才是“民族形式”，甚至认为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艺为非民族的——一切这类的意见，都应该受到批判。只断章取义抓住“老百姓喜闻乐见”，而把“新鲜活泼”（进步）丢在脑后，于是强调“旧形式”和“民间形式”为万应药，进一步武断的判定老百姓不能接受新文艺——一切这类的意见，也都应该受到批判。
文艺的民族形式底提出，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也像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一样，要排斥空洞的调头，排斥教条，排斥洋八股。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史，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一样，也曾发生过并发生着这类毛病。小说上的标语口号化，革命的尾巴，脑子里空想出来的“主题的积极性”；戏剧上的以演外国戏（《罗密欧与朱丽叶》，《四哈谣》……）扮外国人为得意，认为“穿中国衣服不好做戏”，知识分子的趣味主义（《压迫》，《酒后》，《一只马蜂》）以及“日本兵汉奸游击队”的公式；诗歌上的“十四行”“豆付干”体；绘画雕刻上的把中国人弄成像外国人——这一切都阻碍新文艺之真正中国化和大众化。为着使文艺更好地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便要求克服这些教条公式和洋八股，要求对民族现实生活作现实主义的反映，而民族形式，在这种对民族现实生活之正确反映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抗战的要求，对于进步文艺以外的落后旧文艺（文艺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只抽出形式来而称之为“旧形式”，这是不大科学的），我们也不能不掌握运用（掌握运用其格式体裁，不是形式，因为没有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而旧形式也绝不能有与之适应的新内容）这就使我们有机会对我们底所谓民族文艺传统，来一个实践中的再批判，以补五四新文艺运动之不足，从其中吸收些好的东西（哪怕一点一滴），用以使我们的进步新文艺更丰富。这两方面的意义，都是文艺的当前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关于文艺民族形式提出的意义，胡风先生对那些错误看法的批评，我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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