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公元前659—前621年）才有效地遏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川。［1］ 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个规模大小不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四川）边境之外，据报道，公元94年它的人口超过50万。在顺帝（公元125—144年）统治时期，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10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末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②
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2］
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指出：［3］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4］ 在汉代，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爰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的人民从事农耕。［5］ 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1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中的“羌虏故田”。［6］ 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州郡如西海（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前61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7］ 公元94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8］ 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2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迫使羌人屈服，［9］ 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前88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的信息前往羌人处：［10］
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122、138和140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人在一起共同对汉朝进行战争。后汉朝廷充分认识到在两个邻居之间业已锻炼而成的联系。公元102年，当羌人在西海和榆谷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以后，朝廷接受了曹凤的建议，采用正规的行政单位（如郡县）来加强管理，同时又在该地区建立屯田。朝廷认为这样做对于“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来说是最有效的措施。［11］
在汉朝得到河西地区之前，西域已成为羌与匈奴会合的地方。正如王舜和刘歆在公元前6年所指出，武帝在边境已设立的敦煌、酒泉和张掖诸郡县有将婼羌与匈奴分隔的特殊目的，因此切断了后者的“右臂”。［12］ 婼羌是一个强有力的羌人部落，文献中记述它是西行之路上阳关西南的第一个国家（罗布泊东南群山中）。公元1世纪中期，婼羌已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的居民总数只有1750人。但是在汉朝初年，他们的活动遍及西域的非常大的地区，从东方的敦煌附近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西边的帕米尔。婼羌国王具有独特的称号“去胡来”即“离弃匈奴投向汉帝国之王”。这表明在汉朝扩张到西北以后婼羌一定被迫转向。在他们归顺以后，婼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和匈奴作战，而且有时还参加进攻其他羌人部落的征伐。［13］
汉朝的移民尝试
直到二世纪初，羌人才成为汉帝国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当形成威胁时，它是一种与匈奴完全不同的威胁。不象匈奴从他们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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