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什么”和“如何教”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如果制定出更好的学习方法，就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如果学生有学习的愿望就可以学到比将学习当作无聊事情时更多的东西。我已谈了些有关方法的话题，而且还要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现在，假设我们采用了可能出现的最好方法，我要考虑的是该教什么的问题。
当我们思考成年人该知道什么这一问题时，会很快发现有些东西人人都得知道，而有些东西有些人应该知道，另一些人却不必知道。有些人必须懂医学，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知道生理学和卫生学的基本知识就够了。有些人必须懂高等数学，但对讨厌数学的人来说，仅知道原理就行了。有些人需要知道如何演奏长号，但好在不是每个学生都有练习这种乐器的必要。大体说来，十四岁前学校应教授那些人人都该知道的知识；除一些例外，专门化教育应迟些进行。然而，在十四岁前去发现孩子们身上的特殊才能应是教育的一个目标，这样，这种才能就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得到精心发展。因此，每个人只学习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就行了，木擅长这些学科的人可以木进行深入研究。
一旦确定了每个成人应知道的东西，就得确定所教科目的先后顺序了；这里，我们自然会以相对难易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先去教那些最容易的科目。这两项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刚上学时的科目设置。
假设一个孩子五岁时就能读会写了。这是蒙特梭利教学法，或是今后也许更为先进的教学法应该做到的。这里，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定程度的准确感知，准确地掌握绘画、唱歌和跳舞的基本知识，并在若干其他孩子当中准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教育科目上来。当然，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这些方面不会做得很完美，他还需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所有这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教育。我认为七岁前的孩子不该去做任何伤脑筋的事情，虽然充分的技巧可以使困难大大减少。数学是童年的一件头疼事——我还记得因为记不住乘法表而大哭了一场——但如果利用蒙特梭利教具逐渐地、细心地去解决数学问题，就无须体验因数学的深奥而导致的灰心失望了。但是，要对数学达到十分精通的地步，就必须去大量掌握那些令人极其厌烦的法则。在适应课程趣味化方面，这是小学课程中最棘手之处；尽管如此，为了能实际应用理论，一定程度的精熟还是必要的。而且，数学是对精确性的天然说明：一道数学运算的答案非对即错，而且绝不会“有趣”或“有所暗示。”这就使得数学重要起来而成为早期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它还可以实际应用。但我们应当将数学难题细致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数学难题上不要一下子花太多的时间。
我小的时候，地理和历史是教得最糟的两门课。我害怕地理课，如果说我还能忍受历史课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对历史总有一种热爱之情。我们可以使幼儿对这两门课着迷。尽管我的小孩儿从未上过一节课，但他知道的地理知识已远远超过了他的保育员。像所有男孩一样，他热爱火车和轮船，因而获得了这些知识。他想知道想象中的轮船要做的航行，当我给他讲去中国旅行所经各站时，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给他看沿途的各个国家。有时，他坚持抽出那个大地图册，在地图上察看航线。每年两次从伦敦到康沃尔（cornwall）的火车旅行使他兴致盎然，他知道所有的火车停靠站和车厢滑脱的地方。他对北极和南极颇感兴趣，而且因为没有东权和西极感到费解。在海上，他知道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的方位，并能讲出许多在那些国家会看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不是来自教育，而是来自强烈的好奇心。一旦将地理和旅游联系起来，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对地理产生兴趣。一方面，我要用旅行照片和故事教授地理，但主要还是借助于影片，让孩子了解旅行者在途中看到的东西。知道地理事实非常有用，但并无内在的思想价值；一旦地理借助于图像变得生动起来，它就具有了提供想象素材的优点。知道既有炎热的国家又有寒冷的国家，既有平坦的国家又有山地国家，既有黑色人种、黄色人种、棕色人种、红色人种又有白色人种，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些知识减少了熟悉的环境对想象力的束缚，并可能使人以后“感到”那些遥远的国家确实存在，否则获得这种感受会非常困难，除非是去旅行。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地理课应占有重要位置，如果孩子们不喜欢这门课程，那就会令人惊奇了。之后，应当给他们一些带有照片、地图和世界不同地方基本资料的书，并让他们将那些介绍各国特色的小文章整理在一处。
地理课上运用的那些方法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历史课，尽管孩子年龄要稍大些，这首先是因为时间感起初会很写自。
我认为在大约五岁时上历史课比较合适，首先要讲一些配有大量图解说明的名人故事。我本人五岁时就有一本英国历史的图画书。玛蒂尔德王后在阿宾顿穿越泰晤士河的事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我18岁那年穿过冰面时仍感激动，好像斯蒂芬国工真的就在身后。我相信，亚历山大的一生可以使几乎任何一个五岁的孩子感兴趣。哥伦布主要是一个地理人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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